财权,国库收入不计省陌、漂没。
后世,常有人质疑宋朝的财政收入,并没有达到一亿五千万贯。
其实,束草类的杂物不能算钱之说可以忽略,因为终北宋一朝,所有的财政收入都没有计算皇帝个人小金库“内藏库”。
元祐初期,户部尚书李常、侍郎苏辙主持修订了《元祐会计录》,苏辙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元祐会计录叙》,其中有载:“今者一岁之入,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钱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绸绢以匹计者一百五十一万。谷以石计者二千四百四十五万。草以束计者七百九十九万。”
苏辙又说:“若夫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桩之实,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
也就是说,皇帝小金库、户部右曹(元丰改制前为司农寺)的收入,不在统计之列。
户部右曹(元丰改制前为司农寺)掌常平、免役、坊场、坑冶、河渡、山泽、地利、榷货、户绝没纳之财,年收入大概在户部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
只是金、银、铜钱相加就已经超过一亿万贯,并没有算田赋,这还只是神宗元佑年间的数据。
北宋最富裕的时期,不是中期仁宗时期,也神宗变法时期,更不是后期徽宗时,而是初期真宗时。
究竟有多富裕呢?
司马光所著涑水记闻有载:陈恕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钱谷大数以闻,恕诺而不进。久之,上屡趣之,恕终不进。上命执政诘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库之充羡,恐生侈心,是以不敢进。”上闻而善之。
主管财计的三
司使不敢告诉皇帝、国库究竟有多少钱,怕皇帝乱花。
怕来怕去,陈恕去世四年后,赵恒还是决定把国库的钱都花光,这就是后来的东封西祀。
到了神宗时期,司马光曾感叹道:“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从侧面说明了宋朝的富裕。
真宗天禧元年至天禧五年之间,才是北宋财政收入巅峰时期,也是三千年的华夏封建史最为辉煌的时刻。
弱宋也好,强宋也好,这是三千年华夏封建史上,唯一一次还夜于民的朝代,虽然只是一座城市!
而赵恒,是这个朝代最好的皇帝,瑕不掩瑜,人无完人,是人就会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他没有始皇帝那般暴虐,终其一生,爱民如子。
他也做不到唐太宗那般无情,与其争夺皇位的楚王赵元佐安享天年,病故于他去世五年后。
他没有汉武帝那般英武,身为九五之尊却能亲赴国难,天子守国门,他做到了。
他不如南唐后主李煜那般文采斐然,却能留下劝学名篇,流传千古,后世日日引用。
他重农桑,勤耕田,亲手试种占城稻,验证之后,方才天下推广,只因民以食为天。
资圣阁穿云而过,静静地矗立在夜色中,秋风徐来,出云之处似天上人间。
沉思许久,程伟自顾自地感慨道,“泰山封禅,对赵恒来说,也算是实至名归,天下太平,人心思定,民意站在他那一边。”
百米之下,忽然传来一声怒吼,“尔等何人?胆敢夜闯资圣阁!”
“是在叫我?”程伟皱眉寻思,资圣阁似绝顶孤峰,自己身在顶楼,无人可以窥视,难道是有人去开封府投书告发?谁这么缺德?
马上有人回答了他心中疑问,二楼传出一声怒吼,“我全身都是桐油!你们要是敢上来,我就点火自焚,烧了资圣阁,大家一块死!”
一时之间,阁楼下的二十来人俱是哑口无言,沉寂片刻,四十左右的中年僧人出面答道,“资圣阁向来都是奉旨开阁,没有陛下的旨意,任何人都不会踏足台阶半步。不论施主是什么人,请停下脚步,既能以死明志,想必是有所因由,还请明言,只要在相国寺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贫僧慧仁代表相国寺先应下了。”
“我要告状!”二楼那人带着哭腔回应。
“贫僧这就去请开封府李大人。”慧仁说。
“李濬说开封府管不了这事!”那人语带悲愤,还有一丝无奈,“他还说虚无缥缈之事,敲登闻鼓也没用!”
“还请施主明言所为何事,贫僧愿意明日奏于陛下得知。”慧仁一边毫不停顿的回应,一边在心底骂道,“李濬真不是玩意儿,‘枢密直学士权知开封府事’都管不了的事非要推给相国寺。”
“你们都管不了!”那人忽然崩溃,歇斯底里的哭喊道,“只有七楼的人才能帮我!”
程伟摇头苦笑,一个月来的辛苦白费了,老老实实的跋山涉水,还是被有心人看破了行藏。
“还有一个人?”慧仁大吃一惊,再次召来百十名僧人将资圣阁围了个水泄不通,同时上报开封府和皇城司,事归他们管,屎却拉在了相国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