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脚迈出书斋,说话行事,他就恣睢放纵,常常会做出些令“高级食肉动物”极端头痛和难以收场的事情。他有包天巨胆,不怕杀头,不怕坐牢,想鸣就鸣,想吼就吼,想骂就骂。
正因如此,陈文强便担心“章神经”大嘴巴一张,把邹容给说出来。嗯,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毕竟思维模式不同,陈文强断不会自投罗网或坐以待毙,而很多人却乐于舍生取义,希望得到生命亲证与道德承当的机会。
所以,陈文强不奢望在短短时间内便改变了邹容由来以久的思想,他要预先安排,使邹容暂时避开这场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而日本的来信,则使他有了相对合理的借口。
“邹小弟,你不必过于担心。”为了使邹容能安心跟随自己去日本,陈文强开始半真半假地进行劝慰,“《苏报》报馆是在租界,满清想报复,哪有那么容易。工部局要维持他们国中之国的权威,不会完全听命于清廷。如果向满清政府妥协的话,就会破坏租界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导致中国本土审判权的复归,这在西方国家内部也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邹容露出愤激的神情,咬了咬嘴唇,沉默不语。这确实是个非常矛盾的事情,也让人产生复杂的情感,既为列强粗暴践踏中国司法主权而愤慨,却也希望租界能成为革命者的避风港,更希望满清王朝的绝对威权无用武之地,使其不能再大逞淫威。
“我要去日本走一趟,缺个翻译。”陈文强用征询的目光望着邹容,“希望你能陪我,这将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远行,一种能救千万人的新药可能就此便会诞生。”
邹容犹豫了一下,说道:“如果只是翻译的话,我可以推荐一两个。现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想留在上海。”
“在上海你帮不上什么,在日本则不同。”陈文强继续劝说,除了把苏报可能遭到打击的严重性大大降低外,还说出了另外的理由,“听说在东京,以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的气焰十分嚣张,极力夸大革命的危害。以邹小弟的学识和激情,我觉得更应该去东京,增加反击的力量。”
明治维新后,日本埋头苦干,励精图治,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获得大量赔款,为国家发展输入了大量血液,可以说日本是吸中国人民的血发展起来的。到1902年,日本已然以发达国家自居,日本又与老牌强国英国订立了同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保护双方在中国和韩国的现有利益,其矛头直指俄国。
由于日本的发展神速,日本代替了西方成了中国人学习的榜样,这也是国人急功近利的思想作怪,显然真正应该学的还是西方。由此掀开了中国人东渡日本的高峰年,黄兴,邹容,陶成章,廖仲恺,鲁迅等人,均于此年先后来到东京。
这一年对于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是关键的一年,他们的活动中心都在东京,他们的政治领袖都在东京,他们的争夺的重点无疑也是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