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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吴世恭就记得陕西农民造反军队中有位牛人——闯王李自成了。
既然打得过李自成,那么洪承畴肯定也是位很有能力的军事统帅了。所以吴世恭就把洪承畴的名字给牢牢地记住了。
不过吴世恭也有些纳闷,现在的邸报中,怎么闯王的名字叫做高迎祥呢?而李自成却变成了闯将了呢?反正这个问题也难以搞明白,也就暂且搁置吧。
另一点推测就是:洪承畴的立功,已经引起了崇祯皇帝和朝廷的各位大臣的猜忌和防备。因此,他们并不给洪承畴以授权,让他可以带兵进入山西剿灭农民造反军队的主力。
郑凌当然也提供了相当多的证据,而且这些证据也都是来自于邸报中流露出的蛛丝马迹的。吴世恭一看以后确实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确实如郑凌所推测的一样,洪承畴这只老虎现在却被明朝朝廷捆在了陕西境内,不能够跑出来啦!
吴世恭是不知道,这其实有些冤枉了崇祯皇帝,而做出这些安排的正是新任首辅温体仁。温体仁现在正处在春风得意的时期。他与崇祯皇帝也处在蜜月期。
我们已经知道,温体仁是位一心为“国事”的人。不贪财好色、不结党营私,在道德上堪称楷模,因此,任何政敌都难以抓住温体仁的小辫子。
当然,温体仁的“国事”,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巩固自己的首辅地位;第二位的就是迎合崇祯皇帝;到了第三位,才是真正的国家大事。
并且温体仁还是位权欲相当强烈之人。虽然洪承畴的威胁还比较远,但是温体仁依然要未雨绸缪。万一洪承畴出兵山西把农民造反军队全剿灭了呢?那一定会酬功升任兵部尚书的。甚至可能超拔入内阁。
而有了军功在手,洪承畴就很可能威胁到温体仁首辅的位置。还不如现在让洪承畴老老实实地待在陕西,让其他的官员分润一些功劳吧。
不过吴世恭肯定不会知道这些高层的隐秘事,他的官职也太小。庙堂上也没有吴世恭插嘴的地方,现在明白了郑凌的这个推测以后,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无非是让吴世恭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罢了。
但是,郑凌的另一个大胆推测就对汝宁军是至关重要了。
通过邸报所知,现在在山西的农民造反军队的情况并不是太妙。
崇祯五年十二月初七日,临洮总兵曹文诏奉命和部将马科、曹变蛟等人一道,带领“逐一挑选、屡经战阵”的马步兵丁三千五百人由甘肃庆阳开拔,经潼关渡河,前往“山西蒲州、河津贼聚等处。转至平阳、潞安一带各贼四犯地方”
明廷对剿匪首席刽子手曹文诏部入晋会剿,寄予了很大希望。崇祯皇帝亲自批准给曹文诏先加升一级,授权“节制秦,晋诸将。”而马科、曹变蛟等也分别升官以资鼓励。明朝朝廷希冀把陕西的战果扩大到山西,一场围歼山西起义军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而为了对付鏖集山西的明军。农民造反军队采取了避实就虚的策略。崇祯六年正月,他们东跨太行山进入畿辅地区。出现在顺德(今河北省邢台地区)、真定(今正定)两府境内。这使明政府深感不安。
为了堵御农民造反军队进入畿南平原地带。保护京师的安全,明廷急忙抽调通州兵二千,昌平兵二千,会同保定总兵梁甫部八千人,配合大名兵备道卢象升和山西官军夹剿。
在同明军作战中,农民造反军队充分发挥了流动作战的优越性。他们在晋、冀、豫三省接境地区不断转移,避开官军的重兵,相机出击。这就使官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里所说的河南地区是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地区。而吴世恭的汝宁军认为农民造反军队进入的河南,为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因此。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
这一打游击战,明朝朝廷内的矛盾也激化了。兵部指责“河南不塞太行之险,揖贼使入,不得无罪。”而河南的士绅们(这些士绅背后站着的都是河南地方官员)向朝廷请求,由三边总督洪承畴兼管山西、河南军务。
虽然兵部同意了这个方案,认为可以统一事权,防止各省互相推诿,便于全面部署对农民造反军队的围剿。而且兵部还建议洪承畴移驻三省交界的潼关,监制山西、河南二巡抚和曹文诏、邓玘、张应昌三总兵。
可是,在首辅温体仁的劝说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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