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鸡蛋,午餐中有3两肉食。
这样的营养摄入,使得正在长身体的特区儿童们,身高、体魄发育,将会比之父辈们拥有巨大的优势。
“鼓励百姓灭蝗,政府奖励标准是多少?”天津特区文官之首将岸问道。
肖图白胸有成竹道:“每斤蝗虫2文钱,1两银子便能够收200斤蝗虫。假设收购2000万斤蝗虫可将蝗灾消灭无无形中,也不过多花费10万两银子。而鼓励百姓养殖鸡鸭食蝗,更是省时省力。只要将鸡鸭放养,取之不尽的蝗虫作为饲料。对付蝗虫,其实有的是办法,只要有决心灭蝗,皆是能克服蝗灾!”
将岸笑道:“善!”
事实上,利用鸡鸭食蝗虫的特性灭蝗,哪怕是在21世纪也是常用的手段。一个农业县,如果放养数百万只鸡鸭,利用鸡鸭食蝗,完全可以克制蝗灾。而鸡鸭食蝗虫,也是天然环保,不像使用化学药品那般产生污染、毒害。
当然了,肖图白灭蝗也仅是在特区展开,至多兼顾天津十多个州县的利益。至于山东、直隶、河南等等地区,却是顾不上了。毕竟,这种大面积的蝗灾治理,不但需要海量的资金投入,而且还需要充分的动员民间力量配合灭蝗。
事实上,明朝普通的农民的很愚昧的,哪怕读书人知道唐朝时候就有姚崇灭蝗的典故,但是普通的百姓遇到蝗灾,和唐朝时期的愚民没有什么区别,依然用祭拜“蝗神”这种愚昧到极点的方式应对蝗灾。
而天津地区,民智虽然不能与后世科学昌明时期相比。但是,肖图白利用百姓对自己的“迷信”,来对抗更加荒诞不经的“蝗神”崇拜的迷信。
拜蝗神,其实是一种奴性迷信,更是让百姓道德和伦理是非丧失的一种迷信。试想蝗虫吃光是禾苗庄家,应该是农民的生死大敌。但是软弱的老百姓,不但不去用实际行动消灭蝗虫,反而哀求、祭拜所谓的“蝗神”,岂不是麻木到了极点。
随着肖图白政府的全力宣传动员,特区当地的开始展开轰轰烈烈的“灭蝗运动”。一时间,城里、乡下,无数个百姓开始用各种简陋的纱网、布网投入对蝗虫的捕捉。
不但特区的百姓大力的捕杀蝗虫,而且特区周边的百姓,也挑着担子、推着独轮车的将捕捉的蝗虫,送到特区官府收取蝗虫的地点换取一些钱财。
事实上,扑捉蝗虫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一名劳动力使用网具捕捉蝗虫。一天至多能够捕捉三五斤的蝗虫,换取不到十文钱的收入。
但是,特区的官府思想宣传攻势连绵,告诉百姓,杀灭蝗虫与其自身利益密切相关。蝗灾爆发,禾苗庄家皆会被铺天盖地的蝗虫吞噬。
而齐心合力捕捉蝗虫,杀灭蝗虫,不但能够保住自家的农作物的收成,而且捕捉的蝗虫也能换取一些零用钱补贴家用。经过充分思想宣传的农民,全家老少齐上阵,在田间、山野中用各种布、网捕捉蝗虫,按照普通的一家三四口人的能力,一天能够捕获十多斤蝗虫,也能够换取二三十文钱。
对于特区的城市工人阶级来说,这种酬劳并不诱人。但是,对于特区周边地区的人均侍弄两三亩田,一年忙到头只能获得百来斤粮食的佃农们来说,却是一笔不菲的收益。所以,灭蝗行动展开后,捕捉蝗虫的主力军,却并不是特区的百姓,而是特区周围的佃农们。
特区政府“灭蝗小组”在整个特区设立了20多个办事处,每天收取20多万斤蝗虫。付出40多两银子。不过,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更多蝗虫孵化,每天收取的蝗虫数量开始逐渐的增多。
当然了,底层百姓积极捕捉蝗虫,而中户、大户人家却是并不愿这么大费周折获得辛苦钱,而是纷纷开始饲养家禽。
整个天津地区,饲养的鸡鸭数量是超过50万只的。蝗虫数量在增多,而鸡鸭也在不断的成长、孵化。
鸡鸭食蝗、百姓捕蝗。
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天津地区在黄河南岸蝗灾爆发时期,成为了一座不受蝗灾影响的净土。
当然了,天津卓有成效的灭蝗抗灾,保住了农业的收成,并且养肥了百多万只家禽,经济成效明显。这一系列的措施、经验,皆是被特区官员广为宣传,在大明读书人群体,形成了巨大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了经济特区的政治影响力和声望。
后来,大明王朝每逢蝗灾,地方的知识分子和望族,皆是借鉴天津灭蝗经验,将蝗灾的威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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