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轴进入1932年1月。
川岛芳子去了上海,正在准备策划“一二八事变”。
周赫煊没打算提醒上海方面,因为即便没有“一二八”,也可能冒出个“一二九”。反正日本人就是要在上海挑事,搞得越大越好,把列强的注意力从东北吸引到上海。
即便有周赫煊提醒,上海方面也难以应付,最后轰轰烈烈闹一场,继而不了了之。
上海的情况暂且不提,东北那边,土肥原贤二已经卸任沈阳伪市长职务,即将调往哈尔滨出任特务机关长,他的目标是对付黑龙江的抗日义勇军。
关东军虽然已经占领黑龙江的大部分城镇,但义勇军的反抗却很激烈,分别有马占山、苏炳文、张殿九等部,其中以马占山实力最大、名头最响。
马占山的本职是黑龙江黑河警备司令,九一八事变后,他自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当众宣布:“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我治安者,不惜以全力除之,以属我保卫地方之责。”
马占山的口号喊得响亮,并且跟日寇血战三天两夜,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全国人民因此受到鼓舞,自发组织慰问团、后援会,给黑龙江的抗日义勇军捐款捐物,更有许多青年学生投笔从戎,组建“援马抗日团”参加抗战。
张学良见马占山影响力极大,不仅默认了马占山自领的职务,还派人秘密支持马占山的抗日活动。
只可惜,土肥原贤二到达黑龙江后,很快便利用军事威胁和政治利诱等手段,把马占山弄得进退两难。
马占山手下并没有奉军精锐,都是些地方守备团、屯垦兵和警察部队。面对土肥原贤二的威逼利诱,以及义勇军内部军心不稳,马占山很快就投降了,并亲自出任伪满洲国的军政部长。
历史上的盖棺评价,把马占山此举定义为诈降,咱们就不去推翻这个结论了。
但不可否认,马占山的诈降举动带来极坏的影响,因为他属于积极抗日的招牌。这块招牌一倒,瞬间就使得许多义勇军部队跟着投降,也极大的打击了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
即便以后马占山继续扯旗抗日,也无法弥补诈降带来的恶劣影响。
再说锦州那边,1932年元旦,关东军从三面向锦州发动总攻,坚守两个月的张学良终于扛不住了。
已经下野的常凯申,多次密电张学良严守。顾维钧等老友,一天连发数封电报,求情张学良不要放弃锦州。可惜大势已去……
张学良已经无力再打回沈阳,继续抵抗也只是徒增伤亡而已,他力排众议地放弃锦州,把部队全部撤回山海关内,此举标志着东北全部沦陷。
东北沦陷!
这个消息仿佛一道惊雷,在神州大地轰然炸响,全各国地的游行和请愿活动层出不穷,有血性的汉子干脆自发跑到东北去抗日。
至于南京国民政府,呵呵,自常凯申宣布下野后,已经改组为“合议制”。由林森担任政府主席,孙科担任行政院长,张继担任立法院长,伍朝枢担任司法院长,戴传贤担任考试院长,于右任担任监察院长。
这些人“合议”主持国家大事,然而除了争吵以外,根本议不出什么真正的决策。
更何况,常凯申也不是吃素的。他虽然已经宣布下野,却提前在军队和要害部门布置了亲信,中央军只有常凯申自己才能调动。
常凯申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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