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不立危墙之下,如果是桓温亲自经营洛阳,必然要调集大量的军队保护洛阳,以免自身遭到燕、虞两国的围攻,陷入险境。
可在洛阳维持大规模兵团,对于楚国的财政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况且将士们也难以忍受与家人长期离别的孤苦生活。
桓温的根基终究是在南方,因此,他只能挑选可信之人镇守洛阳,这人便是桓温的三弟桓豁。
此前,桓温就有奏表,请求以桓豁兼任司州长史,河南郡太守,都督河南、颍川、襄城三郡诸军事,朝廷的恩旨已经送抵了洛阳。
虽然桓温没有得到自己应得的封赏,但他的其余要求,都被尽数满足。
桓温不愿丢失交州、广州的军权,因此,桓温只是推辞了自己的恩旨,而让麾下将佐各自领取封赏诏书,桓豁也就此担负起了镇守洛阳的重任。
颍川郡太守则由习凿齿担任。
习凿齿最终还是被桓温调离了楚国中枢,只是颍川郡在周成离开后,剩余不足数百户,习凿齿被调任颍川太守,也表明了桓温对他的态度。
而降将乐弘则被表奏为襄城太守,这其中,乐弘向桓温献女,拉近彼此间的感情,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桓豁镇守洛阳,桓温将周成、吕护的三万部众尽数交给了他,襄城太守乐弘也将听从桓豁的调派,又有弘农郡的邓羌统领三万梁军为之策应。
桓温、桓熙父子二人足足在洛阳周边布置了七万多的将士,足可使桓温放心回师荆州,将洛阳交由桓豁代为经略。
而如果是桓温亲自坐镇洛阳,则楚军主力就得被留在河南,可能会对江南局势造成影响。
桓温有四个弟弟,其中五弟桓冲坐镇江州,四弟桓秘不受桓温喜爱,被他抑而不用,二弟桓云的才能不如三弟桓豁。
洛阳又是桓温未来战略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自然不能按资排辈,否则当初桓温也不会以五弟桓冲镇守江州。
翌日,桓温统率五万楚军步骑班师,而留守江陵的郗超,也在得到桓温的命令后,将楚国的官署以及楚军精锐的家眷迁往了襄阳。
当年,桓温在桓熙、袁乔的建议之下,将荆州治所由夏口迁往江陵,是为了方便他征讨成汉。
如今既然夺取了洛阳,显然,江陵不再适合作为楚国的国都。
江陵与洛阳相隔1200里,襄阳与洛阳不过700里。
自殷浩北伐失败以后,在荆、扬斗争中,荆州势力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桓温不需要继续坐镇江陵,大可迁都襄阳,维持自己对江南的影响力即可。
同时,迁都襄阳,又能更迅速的对洛阳的局势变化作出反应。
一旦收到洛阳求援,桓温发兵,七百里的距离,不出十日,即可兵临城下。
当然,不可能求援使者朝至,楚国大军夕发,还得需要时间征调将士、民夫,筹集粮草。
但左右也不过半个多月的时间,以桓豁的才能、以洛阳周边的兵力,坚守半个多月,想来也并不困难。
正当桓温班师之际,朝廷的使者也抵达了长安,前来宣旨之人,倒是与桓家颇有渊源,正是已故江州刺史温峤次子,散骑常侍温式之。
桓熙的祖父桓彝与温峤为密友,在桓温未满周岁时,因为哭声洪亮,被温峤赞为:真英物也。
桓彝于是以温峤的姓氏为桓温命名。
而温式之的兄长温放之官拜交州刺史,桓温有都督交州军事之权,桓、温两家,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桓温能够借助都督交州军事的名头,掌控交州,离不开温放之的配合,否则,即使桓温征调,而身为刺史的温放之不愿遵从,所谓都督军事之权,也不过是一个空头衔而已。
今日温式之前来长安宣旨,桓熙放下身段,亲自出城相迎,不仅是因为温式之是朝廷的使者,更是出于对桓、温两家情谊的重视。
温式之走下马车,虽然他的官位不高,但代表的是天子。
其父又与桓熙的祖父是密友,按照后人的说法,也算是桓熙的老世叔。
因此,桓熙当先向他行礼:
“有劳温公远道而来。”
温式之朗声道:
“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梁公无需多礼。”
桓熙笑道:
“桓某祖父与忠武公(温峤)相交为友,温公自是桓某的长辈,无需以官爵相称,温公直呼表字即可。”
以桓家如今的势头,桓熙主动示好,温式之又怎会拒绝。
温式之微微颔首,并没有推辞,转而亲切的称呼桓熙为伯道。
二人相谈甚欢,在城门外寒暄好一会,这才携手入城。
今天没有了,晚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