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
这话丘濬是没听说过的,他咂摸了一会,觉得文哥儿这说得话糙理不糙。可不就是吗?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何况朝廷并不穷。
只是社学这事太过琐细,且牵涉甚广,许多地方官员连治下有多少人多少地都摸不清楚,更何况是让他们维持那么多社学的运转。
有时候朝廷要求严格些,他们便执行得认真些;朝廷要求一放松,他们便撒手不管了。
丘濬几十年没出京师,对外头的社学情况也不大清楚,比起具体的操作执行,他更擅长从宏观上发表自己的观点。
他颇为气闷地说道:“除去两京之外,十三道的社学大多荒废了吗?难怪我在《大学衍义补》里提的关于社学的建议,刘希贤他们一概不讨论。”
丘濬给的建议其实很简单,就是让社学负责传授并演习礼仪,定时挑选聪明机灵品行好的人来当“礼生”,谁家有红白事就让礼生前去主持,免得百姓只知道按照佛道两教来办事,忘记了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
去年文哥儿看到这个的时候还说呢,红白事礼仪怎么演习,是练习拜堂还是练习出殡?
气得丘濬好几天不想理他(结果还是理了)。
反正丘濬还是想搞以礼治国那一套,从日常礼仪做起,力求从方方面面规范所有人的行为。
他构想的这“礼生”,听着就类似于官方培训出来的民间司仪,帮不太懂怎么操持的老百姓主持婚礼以及丧礼。
想法是挺好的,不过想想进社学的都是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就算学个几年也是没满二十岁的毛头小子。他们说要去帮人主持红白事,人家真的会让他们进门吗?
文哥儿把自己的想法和老丘讲了。
刘阁老他们不讨论这事儿,说不准不是因为社学全荒废了呢?
文哥儿道:“我看可以每旬趁着小孩子不上课开个老年班,叫老人去当礼生,人德高望重的,说的话大家都爱听。还有那些闲居家中的致仕官员、闲住官员,也邀他们在乡里搞搞讲座,他们当了那么多年官,肯定什么都懂的,合该发挥发挥余热!”
所谓的闲住官员,就是被免职或者告病不去赴任、从此关起门来当起了家里蹲的官员。
像那庄定山、陈白沙,还有那个桑悦,都是干着干着觉得当官没意思或者没有上升空间,决定回家当个悠哉闲人去。
提到这些人,丘濬也是很是不满,觉得他们一天到晚沽名钓誉,根本不为朝廷和百姓做贡献(桑悦那种刚出仕就被人误写成退休年龄的可怜人除外)。
文哥儿见丘濬有些意动,立刻又卖弄起他的养生小知识来,“其实人老了有点正经事可以做,有地方和人聊聊天,对他们自己身体也有好处。他们听说朝廷没有忘记他们,肯定也会很高兴!”
人越老就越怕孤单,怕独处的时候觉得自己没用处了,属于孔圣人说的“老而不死是为贼”。
只要感觉自己还被需要着,对后辈还有着极大的用处,且还有许多人听他们说话,他们走起路来怕是都会虎虎生风!
文哥儿这么一通鼓吹,竟是叫丘濬觉得这事儿全是好处。
现在问题来了,社学都荒废了,上哪开老年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