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形成“广行招谕”、“多封众建”的治理方针。
当时,控制藏区大部分地区的帕竹政权,是蒙元大司徒绎曲沙加的侄子章阳沙加,蒙元曾封其为“灌顶国师”。河州卫指挥使韦正详细调查藏区情形之后,向朱元璋建议、对其封赏,朱元璋随即下诏封其为朱明“灌顶国师”,并中遣使赐玉印及彩缎、表里。
羊群效应之下,章阳沙加臣服,遣使入朝,贡以佛像、佛书、舍利。
藏区大部分僧俗首领归附后,朱元璋又以“彼方地广民稠、不立重镇治之、何以宣布恩威”为理念,对驻藏机构进行调整。
洪武七年,朱明朝廷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升河州卫指挥使韦正为都指挥使,总辖河州、朵甘、乌思藏三卫。
后又升朵甘、乌思藏二卫为行都指挥使司。当年十二月“炽盛佛宝国师”喃加巴藏卜、“朵甘”行都指挥同知锁南兀即儿等遣使再朝,奏举土官赏竺监藏等五十六人。
朱元璋遂设朵甘宣慰司、六招讨司、四万户府、十七千户所,以赏竺监藏等为指挥同知、宣慰司使、招讨司官、万户、千户等,并派员外郎许允德携诏书及诰、印前往赐之。
西藏大定。
朱棣登基之后,继续贯彻“广行招谕”、“多封众建”的治理方针,还能更进一步。
永乐五年,朱元璋封藏传佛教噶举派五世活佛却贝桑波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慈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并赐名如来(得银协巴)。
永乐十一年,“广行招谕”、“多封众建”的治理方针瓜熟蒂落。
朱棣借蕃僧朝觐西风,强行介入藏区土著帕竹政权和藏传佛教萨迦派之间的纠纷,以一纸诏书夺帕竹政权侵占的萨迦大殿,还于释迦派,朱明声威大振。
永乐十二年,朱棣大败瓦剌三部,遣中使传召藏区佛教(黄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因其年老未能成行,由弟子释迦也失代为朝觐。
永乐十三年,朱棣封释迦也失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次年,释迦也失返藏,永乐十七年在拉萨北郊主持修建色拉寺,其师宗喀巴当年病逝。
宣德四年,释迦也失再次入京觐见,宣德十年逝于返藏途中。
朱明朝廷在青海卓摩喀建寺,安放其遗骨,并赐名“弘化”。
释迦也失虽逝,但朱明朝廷与黄教的渊源就此种下,为万历十六年神宗赐印、册立藏传佛教格鲁派大活佛、二世‘达奈’索南嘉措打下坚实基础。
从此以后,朱明朝廷对藏区政教之间的冲突具有实质性的裁决权。
可“广行招谕”、“多封众建”的平藏政策传到成化年间已变成单纯的“养”,再无其他建树。
更有甚者,譬如札巴坚参的徒弟、大慈恩寺法王札实巴,除了要钱、要田、要佃户,还把手伸向朱明官场,行贿户部尚书马昂。
朱见深对此事的处理方式,广受诟病,下诏明示,但不究责。
真武大帝抚额长叹:“这小王八蛋怕是修了欢喜佛,年纪轻轻的……干些什么不好?”
程伟持身不正,大巫不评小巫,听着显佑宫外的喧嚣道:“大半夜的,怎么这么热闹,出去走走。”
朱明京师市肆集中在皇城四周:城北市肆位于北安门外钟鼓楼,城东、城西市肆位于东安门外东四牌楼、西安门外西四牌楼,城南市肆则在正阳门外。
显佑宫位于皇城北,民间俗称火德真君庙,因朝拜者众,而香火旺盛,是举家出游的不二之地。深居内宅的妇人在此一观天地宽广、自由呼吸,慢慢形成独具特色的集市,以妇人插戴的纸花而闻名,称为“花市”。
花名“象生花”,又名“通草花”。
顾名思义,通草即灯芯草,体轻,空心,碾压成草片,巧结成花,享“京师通草甲天下”之美誉,又细分纸花、绫绢花、缎花、绒花等等,涉及头饰、宅邸、婚庆等生活的方方面面。
花市是午前集市,晨鸡报晓时,卖花者便汇集到显佑宫周围。
慢慢的,花市外围又形成鬼市,起于宵禁止,天明即撤。以官宦、富家子弟、平民百姓变卖家藏旧物为主,偷盗者趁天不亮销赃为辅,两者都有些见不得人的意思,亦称黑市、鬼市。
程伟忽然停下脚步,视线穿过皇城,直达大明门外棋盘街。
晨曦之下,喧嚣之中,六岁的汪直背着张烨烨东张西望,一顶黄色的鸡冠帽悠悠探出,怪腔怪调道:“小施主与我佛有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