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卷气,尽快适应这个社会,才不辜负自己的优秀。”
她仔细咀嚼他的话,陷入沉思。
毕台长的大哥大响起来,他掏出方砖一般大小的大哥大停在路边接听。一阵嘀嘀咕咕,毕台长神情严肃地招呼薛青:“快,你快到人民医院,有一条大新闻。”他加速疾走,她趋步紧跟。没一会,电视台采访车飞速而至,薛青开门跳上去,同事取了摄像机坐等。采访车风驰电掣飞向人民医院,人民医院在城南大桥西南,位于电视台正西。车在医院大门口一停下,他们跳下去,直奔急诊室。急诊室外,围观者甚众,大家议论纷纷,几名警察绷着脸维持秩序。薛青推开众人进去,同事扛着摄像机紧跟。一名男子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头上缠满绷带,血迹斑斑。床边站着一个女人悲伤哭泣,一对双胞胎姐弟跪在地上,凄厉高喊爸爸。薛青突然瞥见于一建,他低垂头颅默默注视床上男子,眼里噙满泪花。薛青与于一建打了招呼,开始工作,很快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晚上,五名青年在西门大酒店吃饭。酒足饭饱,他们说说笑笑出去,一青年在酒店门口不慎与人相撞,双方发生争执。对方也是一帮青年,仗着人多势众,寻了棍棒,把五名青年包围殴打,惨叫声不绝于耳。于一建表哥杨乾是西门大酒店职工,认得吃饭的一伙青年,听到打骂声冲出来,好心相劝,尽力阻止。双方推推搡搡,打打扯扯,顺着大马路向南继续纠缠不清。杨乾耐心劝说对方,都是野川人,低头不见抬头见,理应互谅互让,何必拳脚相向呢。对方恼羞成怒,叫他不要狗拿耗子,向他猛击。杨乾跌倒了又爬起来,额头鲜血直流,但他不愿轻易放弃,身子横在队伍中间,仍然试图分开双方。雨点般拳头落在他的身上,他的脸被砸成麻花,太阳穴受到重击,仍眯着眼坚持。到城南派出所附近,杨乾终于软绵绵倒下去,送到医院,呼吸停止。
急诊室里哭声震天。于一建咬牙切齿,双目圆瞪:“太猖狂!”薛青仔细打量杨乾强壮的身体,他的身体躺在床上被子女拉扯,毫无反应。她的眼泪流下来,为于一建,也为他表哥,迅速与同事展开采访。
“我认识,是个好人呢。”一个老大爷满眼含泪,“记者同志,我是他邻居,你们要好好报道他呀,平时经常照顾我们,他真是个好人。唉,好人不长久啊……”
接二连三的采访让薛青的心灵为之战栗。在杨家,杨乾就是一根顶梁柱,妻子没有工作,一对儿女才上小学二年级。他的骤然离去,使杨家轰然倒塌,家不成家,娘仨举步维艰。薛青痛下决心,一定要通过新闻报道帮助摇摇欲坠的杨家!从另一个角度,薛青心中又升起一种责任,她觉得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件事。一周来的三件刑事案件有其必然性,一部分青少年道德沦丧,法制观念淡薄。她希望杨乾之死能唤起全市人民的正义之感,弘扬社会正气,打击歪风邪气。
薛青满怀激情,饱含热泪,一篇篇报道如一颗颗重磅炮弹。《杨乾,一个响亮的名字》、《青年之死的思索》、《法治与德治》……小城轰动了,地动山摇。大街小巷,浴室茶馆,只要有人群,杨乾就会成为议论的主题。市民愤怒了,大家呼唤法制,谴责邪恶,为杨乾之死鸣冤。全市上下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以德治国,以法
治国”大讨论。公安机关配合舆论媒体,在全市掀起“冬季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的攻势,摧枯拉朽,锐不可当。漏网犯罪分子抱头鼠窜,如丧家之犬。小痞子也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社会治安日益好转,电视台报道功不可没,毕台长受到市领导表扬。自然,毕台长将市领导的笑容通过自己丰富的表情呈现给薛青,她无暇顾及领导的鼓励,和同事精心策划,夜以继日组织新闻稿件,红润的面庞日渐消瘦。她的工作得到了全市人民的认可,得到领导的认可,得到同事的认可,她欣慰而自豪。她与于一建进行了沟通,希望对杨乾一家有实质性帮助,盼望上级部门能给杨乾弄个“烈士”、“见义勇为积极分子”之类的荣誉称号。可她失望之极,杨乾不过是在拉架过程中被打致死,且与一方熟悉,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他见义勇为,充其量只能说明他心地善良,为帮助朋友惹火烧身,被害致死。他死得冤枉,形象不算高大,但他的死绝对震撼了人们麻木不仁的心灵。
火化那天,哀乐低鸣,悲泣悠幽。许多市民自发送来花圈,加入送葬队伍。一缕青烟,袅袅升天,杨乾——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青年化为灰烬。杨乾没有成为英雄,但他的姓名成为全市人民脑海中一道抹不去的记忆,十年,二十年,甚至几十年。
于一建和薛青找到洪卫,希望他启用“爱心基金会”资金帮助杨乾一对儿女。洪卫觉得责无旁贷,深感意义重大,请示了罗校长,便和薛青到杨乾子女所在的花园小学摸底调查。校长接待了洪卫,听清他的来意后非常感谢,并告诉他,全校师生为姐弟俩捐了款,帮他们共渡难关,不少市民也捐了钱物,本校退休教师倪一朋挂钩长期资助姐弟俩。倪一朋?洪卫耳熟能详:全市名气响亮的小学生书法培训班老师。
薛青来了兴致,打听详情,询问倪老师怎么会想到资助姐弟俩。校长告诉他们,倪一朋一向乐施好善,利用寒暑假办小学生书法培训班,就是为多赚点钱资助贫困孩子。薛青的职业敏感令她顿生好奇,她要了倪一朋家庭住址,和洪卫前去拜访。
倪一朋的家位于老城区中心,一幢四层旧式筒楼里。洪卫与薛青钻进阴暗的楼道,爬上楼顶,停在一扇门前,门上隐隐约约贴着一副对联:“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薛青轻轻敲门,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开门,堵在门口,疑惑的目光打量着他们。薛青细细打量他:高高的个子,戴副眼镜,文质彬彬,身穿一套旧中山装,脚登一双泛白黄球鞋。
“您是倪一朋老师?我们找您的。”洪卫笑盈盈招呼,作了自我介绍。
“请进,请进。”倪一朋让开道,两人挤进屋子。严格地说,屋子只能算房间,十多个平方,一张床,一只书柜,空间所剩无几。两人坐到床上,房间立时拥挤不堪。薛青提起杨乾,倪一朋摇头叹息,情绪激动:“死得可惜啊,拉架拉掉了性命,天理难容,还是那些人文化素质低啊!他们只图打架快活,却不问别人死活——一个似乎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人的生命啊。人家还有老婆孩子,是家里的生活支柱,就被那些人残忍地折断了。唉,最近发生在城区的三次青少年违法犯罪,归根到底都跟他们缺少文化有关。”老人举起衣袖擦眼角。
“所以,你就想资助两个孩子?”薛青的职业习惯让她开始刨根问底。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人的茁壮成长,取决于受教育程度;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根在教育。一个人可以不吃鱼不吃肉,但绝对不能不念书。教书时,看到许多孩子因家境贫寒被迫辍学,我就心疼。十多年前,我收入不高,但还是力所能及资助一些贫困孩子,看到他们重返校园,我就特别开心,特别满足,特别有成就感。现在物价上涨,我有些力不从心,只能办些书法培训班,一方面指导孩子写好字,一方面多赚些钱资助几个贫困学生。”
薛青觉得大有文章可做。一个多小时交谈,他们知道了老人在十多年时间内居然资助了一百多名孩子!洪卫大为感动,为老人持之以恒的善举。受到他资助的孩子,有本地的,有外地的,其中,有十多名考上了大学。今年,他还同时资助着十三名不同地域不同年级的孩子。
“倪老师,您十多年来共资助了孩子们多少钱?”薛青激动地问。
倪一朋捧出一只纸盒,翻着厚厚一摞汇款票根:“大概近十万吧,这儿汇出去的就有四万啰。不瞒你们,我每天无聊时就翻出票根,真的觉得自己在干一件有意义的事,值得。唉,老啰,不中用了,没钱,要不可以资助更多的孩子啊。”
洪卫和薛青翻着新旧不一的汇款存根,双眼模糊。薛青抬头注视着貌不惊人的老人:“倪老师,明天我来采访你。”
倪一朋摇摇手:“啊,你是记者?助人为乐凭的是真诚,如果让你们宣传报道就违背我的本意。我有三个子女,早就成家立业。老伴死得早,我前年退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写写字看看书,悠闲清淡地生活。其实,我的思想也没你们想的那么高尚,资助孩子也充实了我的生活,自己也能延年益寿呢。”
薛青与洪卫反复做工作,老人意志坚定,坚决不同意报道。洪卫便讲了“爱心基金会”的来龙去脉。
“倪老师,独木难支,资助贫困的孩子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宣传你就可以呼吁更多的人向你学习,为希望工程添砖加瓦,造福千秋万代。如果那样,不是更符合你的心意,起到更大的作用吗?”
经过反复劝说,老人动心了:“真的能达到这种效果?我省吃俭用这么多年,也资助不了更多的孩子啊。”
第二天,薛青带了名摄像记者,采访报道了倪一朋。新闻播出,立即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市民纷纷打电话,写信询问资助之事。薛青的通讯《一块希望工程的砖》在《扬子时报》、《野川报》发表,反响强烈。城南中学“爱心基金会”账户上又增添了三万多元,洪卫激情难抑。全市希望工程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