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交接完的第二天开始,陶砚瓦就不再对服务中心负责了。人不用他管了,字不用他签了,事情不用他负责了。
只有一样还没切割清楚:财务负责人印章。
按理说法人代表更换了,财务负责人印章必须更换。但要搞到新的法人代表印章,可不是一张任免公文就能解决的。需要拿着单位证明附上任免公文到公安机关备案之后才可以刻制。这至少需要十天八天吧。于是只好继续使用陶砚瓦的印章。
稍微让陶砚瓦感到一点意外的是,在免职决定的同时,党组还布置了一个行动:从第二天开始,对陶砚瓦进行离任审计。
此前从中心离任的,还没有人被“离任审计”过。
陶砚瓦心中略有不快。他没有私吞过公帑,当然不怕审计,只是既然要审计,为什么不提前说一声,堂堂正正搞,明明白白搞呢?这样头天宣布免职,下午交接工作,紧跟着就背靠背搞审计,大有防止你提前作手脚,让你无暇应对,实际上是预先怀疑你有问题的态势和意味,也好象是摆明要给个难堪。
陶砚瓦心里不快,但他没有在明面上有丝毫反应,而是表现地十分坦然、若无其事的样子。
其实,审计的每一步他都知道。
先是成立了工作小组,由刘世光牵头当组长,成员有财务、人事、纪检、中心的主要负责人,阵势不小,来头很大。其中人员只有屠春健可能会有什么想法,其余人员向与砚瓦善,估计没人故意找什么茬口。
其次是讨论找谁来审计,莫衷一是。有说找这个的,有说找那个的。但最大的问题是一定要找有公信力的单位,有权威的单位,让所有人一听不得不报的单位。服务中心是专门为机关服务的,哪个钱该花,哪个钱不该花,收入支出的程序和形成的关系,都不同于社会上的一般情况。在这里正常的可能被认为不正常,在外面正常的可能在这里不正常。如果审计之后做出的结论,不管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可能都会有人不相信,甚至要打官司告状的弄出种种后遗症。
最后讨论的结果是请审计署派人来审。
于是就由财务司与审计署联系。审计署正式答复说:我们从不承担各单位内部干部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于是就请示主管此事的张双秀,张双秀一听也不敢作主,就屁颠屁颠去找尚济民,尚济民当时正为什么事情着急上火,一听这事儿就不耐烦了,没给他好脸色,说:这是你主管的工作,难道还要为这事儿开个会吗?
张双秀无奈,他知道王良利对此事很关注,也不敢自己作主。他想来想去,毕竟是做过办公厅主任的,就想出一个对策,马上拿起电话打给牵头此事的办公厅主任刘世光:世光啊,我看这事儿请示一下财政部吧。
刘世光一听就笑了:好好好!还是领导有办法!我们就按您指示办!
让财务司找财政部的对口司问,他们的答复和审计署完全一样。而且由于经常打交道,彼此熟悉,他们也都认识陶砚瓦,口气就比审计署还要不客气:让我们给你们的内部人员作离任审计?可以,你们先找我们部长,让部长给我们职责增加一条儿吧。你们可真能想得出来,我们一个司对口十几个部门,忙成什么样你们不是不知道,你们还看我们忙得不够是吧?社会上审计公司多的是,找我们审,亏你们想得出来!
谁不知道社会上审计公司多的是?可这事儿明显是个烫手山芋,谁敢抻头去找?找来了谁好意思拍板说:就这个!
说白了究竟该由谁来负这个责任?尚济民不管,王良利不管,张双秀不管,刘世光是组长,他也不想管。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和陶砚瓦关系不错,配合也很好。假如他找了审计公司,审出问题不好,审计不出问题更不好。
事情就又回到了原点。
那天刘世光来到陶砚瓦办公室,说老陶啊,你来解这个套儿吧!你帮着找个审计公司吧!我们不会说是你找的,就说是财政部帮着找的。
陶砚瓦笑了笑说:世光你就饶了我吧。我躲还躲不过来呢。你们爱找谁审找谁审,爱怎么审就怎么审,你就别害我了吧。既然你来找我,我就和你透个底儿:我没问题,放心审吧!
陶砚瓦心想,我有什么问题你还不知道吗?无非是买礼品多买几份给你用,买了几部手机给了你一部,在郊区宾馆开会多开出去几万块钱,做了几个卡,也给了你两个。你经常从商品部拿烟自己抽,都算在住宿费里报销等等。你审去吧。
最后还是刘世光和财务司长周霄云商量找了一家审计公司,对外就说是财政部推荐的公司,正式签了协议,预付了费用。于是就有几个小青年过来,给了一间房子,开始了对陶砚瓦的离任审计。
这边开始审计的同时,机关也开始进人了。
有借调的,有正式调入的。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位,是北京市通州区一位房地产公司经理,据说曾经当过镇长,是个安徽人,过来接替屠春健做基建处长。人们就议论说是尚济民的老乡。陶砚瓦就想:机关基建处,哪有什么基建?主要是物业管理。一个房地产老总搞这个,不是屈才吗?他一下子就想到此人应该是冲着国学馆项目来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