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节场第一部

家如德彪西，如拉威尔，均尊奉前二人为法国音乐的创始者。

    这些学者之间还要掀起壮烈的争辩。他们都是音乐家，但所以为音乐家的方式各各不同；各人以为唯有自己的方式才对，别人的都是错的。他们互诋为假文人，假学者；互相把理想主义与唯物主义，象征主义与自然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加在对方头上。克利斯朵夫心里想，从德国跑到这儿来再听一次德国人的争辩，岂不冤枉。照理，他们应该为了美妙的音乐使大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去享受而表示感激，可是他们非但没有这种情绪，还不允许别人用一种和他们不同的方式去享受。当时的音乐界正为了一场新的争执而分成两大阵营，厮杀得非常猛烈：一派是对位派，一派是和声派。一派说音乐是应当横读的，另外一派说是应当直读的。直读派口口声声只谈着韵味深长的和弦，溶成一片的连锁，温馨美妙的和声：他们谈论音乐，仿佛谈论一个糕饼铺。横读派却不答应人家重视耳朵：他们认为音乐是一篇演说，象议院的开会，所有发言的人都得同时说话，各人只说各人的，决不理会旁人，直到自己说完为止；别人听不见是他们活该！他们尽可在明天的公报上去细读：音乐是给人读的，不是听的。克利斯朵夫第一次听见横读派与直读派的争议，以为他们都是疯子。人家要他在连续派与交错派两者之间决定态度，他2就照例用箴言式的说话回答：——

    2连续派与交错派即横读派与直读派，亦即对位派与和声派。

    “诸位，此党彼党，我都仇视！”

    但人家紧自问个不休，"和声跟对位，在音乐上究竟哪一样更重要？”

    “音乐最重要。把你们的音乐拿出来给我看看！”

    提到他们的音乐，他们的意见可一致了。这些勇猛的战士，在好斗那一点上互相争胜的家伙，只要眼前没有什么盛名享得太久的古人给他们攻击，都能为了一种共同的热情——爱国的热情——而携手。他们认为法国是个伟大的音乐民族。他们用种种的说辞宣告德国的没落。——对于这一点，克利斯朵夫并不生气。他自己早就把祖国批驳得不成样子，所以平心而论，他不能对这个断语有何异议。但法国音乐的优越未免使他有些奇怪：老实说，他在历史上看不出法国音乐有多少成绩。然而法国音乐家一口咬定，他们的艺术在古代是非常美妙的。为了阐扬法国音乐的光荣，他们先把上一世1纪的法国名人恣意取笑，只把一个极好极纯朴的大师除外，而他还是个比利时人。做过了这番扫荡工作，大家更容易赞赏2古代的大师了：他们都是被人遗忘的，有的是始终不知名而到今日才被发掘出来的。在政治上反对教会的一派，认为什么都应当拿大革命时代做出发点；音乐家却跟他们相反，以为大革命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山脉，应当爬上去观察出后的音乐上的黄金时代。长时期的消沉过后，黄金时代又要来了：坚固的城墙快崩陷了；一个音响的魔术师正变出一个百花怒放的春天；古老的音乐树上已经长出新枝嫩叶；在和声的花坛里，奇花异卉眯着笑眼望着新生的黎明；人们已经听到琤琮的泉声，溪水的歌唱那境界简直是一首牧歌——

    1十四十五两世纪文艺复兴时代，法—比学派在音乐史上极为重要，十六世纪的法国音乐尤其盛极一时。但这种情形直至二十世纪初年方被学者逐渐发见，向世人披露。

    2此系指赛查法朗克，生于比利时而久居巴黎，终入法国籍，为十九世纪最大作曲家之一，对近代法国音乐之再生运动极有影响。

    克利斯朵夫听了这些话，欢喜极了。但他注意一下巴黎各戏院的广告的时候，只看到梅亚贝尔，古诺，和马斯涅的名字，甚至还有他只嫌太熟的玛斯加尼和雷翁加伐罗。他便问他的那般朋友，所谓迷人的花园是否就是指这种无耻的音乐，这些使妇女们失魂落魄的东西，这些纸花，这些香粉气。他们却大为生气的嚷起来，说那是颓废时代的余孽，谁也不加注意的了。——可是实际上乡村骑士正高踞着喜歌剧1院的宝座，巴耶斯在歌剧院中雄视一切；玛斯奈和古诺的作品风靡一时：迷娘，胡格诺教徒，浮士德这三位一体的歌剧都声势浩大，超过了一千场的纪录。——但这都是无关紧要的例外，用不着去管它。一种理论要是遇到不客气的现实给它碰了钉子，最简单的就是否认现实。所以法国批评家们否认那些无耻的作品，否认那般捧这些作品的群众；并且用不着别人怎么鼓动，他们也快要把乐剧整个儿的抹煞了。在他们心目中，乐剧是一种文学作品，所以是不纯粹的。（他们自己都是文人，却岂不承认是文人。）一切有所表现，有所描写，有所暗示的音乐，总之，一切想说点儿什么的音乐都被加上一个不纯粹的罪名。——可见每个法国人都有罗伯斯庇尔的气质，不论对什么东西对什么人，非戕贼平生命，就不能使这个人或物净化。——法国的大批评家只承认纯粹音乐，其余的都是下劣的东西——

    1梅亚贝尔（1791—1864）为德国歌剧作家，生前在欧洲红极一时，今日音乐史上的定论则仅是一个庸俗肤浅的作家。下文提到的胡格诺教徒即他的作品。古诺（1818—1893）对法国近代歌剧的创立极有贡献，但并非第一流的作曲家，最著名的作品即下文提到的浮士德。马斯涅（1842—1912）为法国歌剧作家，其作品倾于甜俗，做作，缺乏真情实感。玛斯加尼（1863—1945）与雷翁加伐罗（1858—1919）均意大利歌剧作家，即前文所称自然主义之代表人物，以描写人生的强烈而迅速的印象为主，作品光华灿烂而流于浅薄。玛斯加尼最流行之作品为乡村骑士，雷翁加伐罗的为巴耶斯。

    克利斯朵夫发见自己的趣味不高明，很是惭愧。但看到那些瞧不起乐剧的音乐家没有一个不替戏院制作，没有一个不写歌剧，他又感到一点儿安慰。——当然，这种事实仍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例外。既然他们提倡纯粹音乐，所以要批评他们是应当把他们的纯粹音乐做根据的。克利斯朵夫便访求他们这一类的作品。

    丹沃斐古耶把他带到一个宣扬本国艺术的团体中去听了几次音乐会。一般新兴的名家都在这儿经过长时期的锻炼与孵育的。那是一个很大的艺术集团，也可以说是有好几个祭堂的小寺院。每个祭堂有它的祖师，每个祖师有他的信徒，而各个祭堂的信徒又互相菲薄。在克利斯朵夫看来，那些祖1师根本就没有多大分别。因为一向弄惯了完全不同的艺术，所以他完全不了解这种新派音乐，而他的自以为了解使他反而更不了解——

    1此处系隐射法国的民族音乐协会（sociéténationaledemusique），于一八七一年由国立音乐院教授普西纳与圣桑发起，目的为专门演奏当代法国作家的音乐，以培养法国新兴音乐为主。参加的有法朗克，马斯涅，福莱，杜巴克，拉罗，杜藩阿等。迩后无形中分成若干小组，各奉一知名作家为领袖，最重要的即法朗克一派与圣桑一派的对立。故本文中称有好几个祭堂的寺院。但事实上，在一八七至一九的三十年中所有法国近代音乐的名作都是由这个团体首先演奏，公诸于世的。故该会可称为现代法国乐坛的温床。

    他觉得所有的作品永远浸在半明半暗的黑影里，好象一幅灰灰的单色画，线条忽隐忽现，飘忽无定。在这些线条中间，有的是僵硬，板滞，枯索无味的素描，象用三角板画成的，结果都成为尖锐的角度，好比一个瘦妇人的肘子。也有些波浪式的素描，象雪茄的烟圈一般袅袅回旋。但一切都是灰色的。难道法国没有太阳了吗？克利斯朵夫因为来到巴黎以后只看见雨跟雾，不禁要信以为真了；但要是没有太阳，艺术家的使命不就是创造太阳吗？不错，他们的确点着他们的小灯，但只象萤火一般，既不会令人感到暖意，也照不见什么。作品的题目是常常变换的：什么春天，中午，爱情，生之欢乐，田野漫步等等；可是音乐本身并没跟着题目而变，只是一味的温和，苍白，麻木，贫血，憔悴。那时音乐界中一般典雅的人，讲究低声说话。而那也是对的：因为声音一提高，就跟叫嚷没有分别：高声与低声之间没有中庸之道。要选择只有低吟浅唱与大声呐喊两种。

    克利斯朵夫快要昏昏入睡了，便打起精神来看节目；他感到奇怪的是，这些在灰色的天空气浮的云雾，居然自命为表现确切的题材。因为，跟他们的理论相反，他们所作的纯粹音乐差不多全是标题音乐，至少都是有个题目的。他们徒然诅咒文学，结果还得拿文学做拐杖。好古怪的拐杖！克利斯朵夫发觉他们勉强描写的尽是些幼稚可笑的题材，又是果园，又是菜园，又是鸡埘，真可说是音乐的万牲园与植物园。有的把卢佛宫的油画或歌剧院的壁画作成交响曲或钢琴曲，把荷兰十七世纪的风景画家，动物画家，法国歌剧院的装饰画家的作品，取为音乐的题目，加上许多注释，说明哪是神话中某个神明的评果，哪是荷兰的乡村客店，哪是白马的臀部。在克利斯朵夫看来，这是一些老小孩的玩艺：喜欢画而又不会画，便信手乱涂一阵，挺天真的在下面用大字写明，这是一所屋子，那是一株树。

    除了这批有眼无珠，以耳代目的画匠以外，还有些哲学家在音乐上讨论玄学问题。他们的交响曲是抽象的原则的斗争，是说明某种象征或某种宗教的论文。他们也在歌剧中间研究当时的法律问题与社会问题，什么女权与公民权等等。至于离婚问题，确认亲父问题，政教分离问题，他们都津津乐道。他们之间分成两派：就是反对教会的象征派和拥护教会的象征派。收旧布的哲学家，做女工的社会学家，预言家式的面包师，使徒式的渔夫，都在剧中直着嗓子唱歌。从前歌德已经说其他那时的艺术家想"在故事画中表现康德的思想"。克利斯朵夫这时代的作家却是用十六分音符来表现社会学了。左拉，尼采，梅特林克，巴莱斯，姚莱斯，芒台斯，1福音书，红磨坊2等等，无一不是歌剧和交响乐的作者汲取思想的宝库。其中不少人士，看着瓦格纳的榜样兴奋起来，大声嚷着：“我吗，我也是诗人呀！"——于是他们很有自信的在自己的乐谱上写曲或是有韵或是无韵的东西来，那风格不是跟小学生的一样，就象那些颓废派的日报副刊——

    1巴莱斯（1862—1923）为法国小说家，提倡以自我分析的方式认识人与土地，自然，及国家社会的关系。姚莱斯（1859—1914）为法国社会党领袖，人道报的创办人。芒台斯（1841—1909）为法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

    2红磨坊为巴黎有名的舞场，创立于一八八九年，一九一五年后改为杂耍歌舞场。

    所有这些思想家和诗人都是纯粹音乐的拥护者。但他们对这种音乐更喜欢议论而不喜欢制作。——偶然他们也写一些，但完全是空洞的东西。不幸，他们居然常常成功：内容却一无所有，——至少克利斯朵夫认为如此。——的确他也不得破门而入。

    要懂得一种异国的音乐，先得学习它的语言，并且不该自以为已经知道这个语言。克利斯朵夫可是象一切头脑单纯的德国人一样，自以为早就知道了。当然他是可以原谅的。便是法国人也有许多不比他更了解。正如路易十四时代的德国人，因为竭力说法语而忘掉了本国的语言，十九世纪的法国音乐家也久已忘了自己的语言，以致他们的音乐竟变成了一种外国方言。直到最近，才有一种在法国讲法国话的运动。他们并不都能够成功：习惯的力量太强了；除了少数的例外，他们说的法语是比利时化的或是日耳曼化的。那就难怪一个1德国人要误会了，难怪他要凭着武断的脾气，以为这仅仅是不纯粹的德语，而且因为他全然不懂而认为毫无意义——

    1指当时的法国音乐不是受法朗克的影响，便是受瓦格纳的影响。

    克利斯朵夫的看法便是这样。他觉得法国的交响曲是一种抽象的辩证法，用演算数学的方式把许多音乐主题对立起来，或是交错起来；其实，要表现这一套，很可以用数字或字母来代替。有的人把一件作品建筑在某个音响的公式之上，使它慢慢的发展，直到最后一部分的最后一页才显得完全，而作品十分之九的部分都象不成形的幼虫。有的人用一个主题作变奏曲，而这主题只在作品末了，由繁复渐渐归于简单的时候才显出来。这是极尽高深巧妙的玩艺儿，唯有又老又幼稚的人才会感到兴趣。作者为此所费的精力是惊人的，一支幻想曲要多少年才能写成。他们绞尽脑汁，求新的和弦的配合，——为的是表现表现什么呢？管它！只要是新的辞藻就行了。人家说既然器官能产生需要，那末辞藻也会产生思想的：最要紧的是新。无论如何要新！他们最怕"已经说过的"辞句。所以最优秀的人也为之而变成瘫痪了。你可以感到他们老是在留神自己，准备把所写的统统毁掉，时时刻刻问着自己：“啊！天哪！这个我在哪儿见过的呢？"有些音乐家，——特别在德国，——喜欢把别人的句子东检西拾的拼凑起来。法国音乐家却是逐句检查，看看在别人已经用过的旋律表内有没有同样的句子，仿佛拚命搔着鼻子，想使它变形，直要变到不但不象任何熟人的鼻子，而且根本不象鼻子的时候方始罢休。

    这样的惨淡经营仍瞒不了克利斯朵夫。他们徒然运用一种复杂的语言，装出奇奇怪怪的姿态兴奋若狂，把乐队部分的音乐弄得动乱失常，或是堆起一些不连贯的和声，单调得可怕，或是萨拉裴娜式的说白，唱得走音的，几小时的呶1呶不已，好似骡子迷迷忽忽的走在险陡的坡边上。——克利斯朵夫在这些面具之下，认出一些冰冷的毫无风韵的灵魂，搽脂抹粉，涂了一脸，学着古诺与马斯涅的腔派，还不及他们自然。于是他不禁引用当年格路克批评法国人的一句不公平的话：——

    1萨拉裴娜（1844—1923），法国近代最优秀的女演员。

    “由他们去罢。他们弄来弄去逃不出那套老调。”

    可是他们把那套老调弄得非常艰深。他们拿民歌作为道貌岸然的交响曲的主题，象做什么博士论文一样。这是当代最时髦的玩艺。所有的民歌，不论是本国的是外国的，都依次加以运用。他们可以用来作成第九交响曲或是法朗克的四重奏，但还要艰深得多。要是其中有一小句意思非常显明的话，作者便赶紧插入一句毫无意义的，把上一句毫不留情的破坏掉。——然而大家还把这些可怜虫认为极镇静，精神极平衡的人呢！

    演奏这类作品的时候，一个年轻的乐队指挥，仪表端正而态度狰狞的家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着跟弥盖朗琪罗画上的人物一样的姿势，仿佛要鼓动贝多芬或瓦格纳的队伍似的。听众是一般厌烦得要死的时髦人物，以为尝尝这种烦闷的滋味是有面子的事；还有是年轻的学徒，因为能够把学校里的一套在此引证一番，在某些段落中去找点儿本行的诀窍而很高兴，情绪之热烈也不亚于指挥的姿势和音乐的喧闹

    “喝！那不是痴人说梦吗！"克利斯朵夫说。

    （因为他此刻已经会用巴黎人的俗语了。）

    然而懂得巴黎的俗语究竟比懂巴黎的音乐容易。克利斯朵夫无处不用他的热情，又跟一般的德国人一样，天生的不了解法国艺术：他的判断就是以这种热情与不了解做根据的。但他至少是善意的，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只要人家给他指出来。所以他并不肯定自己的见解，预备让新的印象来改变他的意见。

    便是目前，他也承认这种音乐极有才气，有很好的材料，节奏与和声方面有奇特的发见，好似各式各种美妙的布帛，柔软，光亮，五光十色，竭尽巧思。克利斯朵夫觉得很好玩，便尽量采取它的长处。所有这些小名家都比德国音乐家头脑开通得多；他们很勇敢的离开大路，扑到森林中去摸索，想教自己迷失。但他们都是挺乖的小孩子，怎么样也不会迷路。有的走了一二十步，又绕到大路上来了。有的才走了一忽儿就累了，不管什么地方就停下来。有的差不多快摸到新路了，可并不继续前进，而坐在林边，在树下闲逛了。他们所最缺少的是意志，是力；一切的天赋他们都齐备，——只少一样：就是强烈的生命。尤其可惜的是他们那些努力仿佛是乱用的，在半路上消耗掉了。这些艺术家难得会清清楚楚的意识到自己的天性，难得会锲而不舍的把他们所有的精力配合起来去达到预定的目标。这是法国人胸无定见的最普通的后果：多少的天才和意志都因为游移不定与自相矛盾而浪费了。他们的大音乐家如柏辽兹，如圣桑，——只以最近代的来说，——能够不至于因缺少毅力，缺少信心，缺少精神上的指南针而陷落而颠覆的，几乎一个都没有。

    克利斯朵夫跟当时的德国人一样存着鄙薄的心，想道：“法国人只知道浪费精力去求新发明，而不会利用他们的新发明。他们始终需要一个异族的主宰，要一个格路克或是一个拿破仑1才能使他们的大革命有点儿结果。”

    他想到要是再来一次拿破仑式的政变2该是怎么一个局面，不禁微微的笑了——

    1格路克（1714—1784）为德国音乐家，居留法国甚久，在近代歌剧史上为极重要的复兴运动者，对十八世纪的法国歌剧影响极大。拿破仑出生地为地中海上的科西嘉岛，岛民原非法国种族。故作者称他们同为"异族的主宰"。

    2指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的雾月政变，拿破仑解散督政府，自任第一执政，而以后称帝之基业亦于此奠定。

    但在混乱状态中，有一个团体竭力想替艺术家把秩序与纪律恢复过来。一开始它取了个拉丁名字，纪念一千四百年以前，高卢人与汪达尔人南侵时代盛极一时的一种教会组织。克利斯朵夫奇怪为什么要追溯到这样久远。一个人能够1高瞻远嘱，不囿于所生的时代，固然很好；但一座十四个世纪的高塔难免不成为一座不大方便的瞭望台，宜于仰观星象而不宜于俯视当代的人群的。可是克利斯朵夫不久就放心了，因为他看见那般圣格雷哥里的子孙2难得留在高塔上，只在鸣钟击鼓的时候才攀登。其余的时间，他们都在底下的教堂里。克利斯朵夫参与过几次他们的祭礼，先还以为他们属于新教的某个小宗派，后来才发觉他们是基督旧教中人。在场的都是些匍匐膜拜的群众，虔诚的，偏执的，喜欢攻击人的信徒。为首的是个极纯粹极冷静的人，性情固执而带几分稚气，在那里维护宗教、道德、艺术方面的主义，向少数选民用抽象的词句解释他那部音乐的福音书，谴责"骄傲"与“异端邪说"。他把艺术上所有的缺陷，和人类所有的罪恶都归咎于上面两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今日的犹太教，他都等量齐观，认为是骄傲与异端的表现。音乐界中的犹太人都被执行了火刑。巨人亨德尔也受到了鞭挞。唯有赛巴斯蒂安巴赫一个人，靠了上帝的面子，被认为"误入歧途的新教徒"而获免。3——

    1一八九六年，法朗克的大弟子鲍台斯与文桑但第在巴黎创办一音乐学院，以拉丁文取名为scholacantorum（意义为宗教音乐歌唱学校），以纪念六世纪时教会歌唱组织。但此歌唱学校不久即教授乐理，音乐史，一切器乐，与一般音乐学院无异。法国近代名家十之七八均出身于该校。

    2初期的基督教圣诗歌唱，调式（摸de）驳杂不一，经六世纪时教皇格雷哥里一世整理统一，至今于基督旧教某些宗派（例如本多派）的寺院中歌唱，称为素歌（plainchant）。文桑但第辈认为制作宗教音乐必须以素歌的精神为基础。故此处称此派的人为"圣格雷哥里的子孙"。

    3谓巴赫是"误入歧途的新教徒"一语，是文桑但第一派的哀特迦蒂奈说的，言下认为巴赫的精神是旧教徒的精神。

    这座圣雅各街的庙堂1做着布道事业，有心拯救人类的灵魂与音乐。他们很有系统的传授天才的法则。许多勤奋的学生辛辛苦苦的，深信不疑的拿这些秘诀来付诸实行。他们似乎想用虔诚的艰苦来补赎祖先们轻佻的罪过：例如奥贝与阿唐之流，还有那人也疯魔，音乐也疯魔的柏辽兹。现在2人们抱着了不起的热情和虔敬，为一班众所公认的大师努力宣扬。十几年中间，他们的成就确是可观；法国音乐的面目居然为之一变。不但是法国的批评家，并且连法国的音乐家也学起音乐来了。从作曲家到演奏家如今都知道巴赫的作品了！——他们尤其努力破除法国人闭关自守的积习。法国人平日老躲在家里，轻易不肯出门；所以他们的音乐也缺少新鲜空气，有股闭塞的，陈腐的，残废的气息。这和贝多芬不问晴雨的在田野里跑着，在山坡上爬着，手舞足蹈，骇坏了羊群的那种作曲方式完全相反。巴黎的音乐家决不会象波恩的大熊一般，因为有了灵感而吵吵嚷嚷的惊动邻居。他们制3作的时候是在自己的思想上加一个弱音器的；并且也挂着重重的帷幕，使外面的声音透不进来——

    1巴黎宗教歌唱学校（简称歌唱学校）校址在拉丁区圣雅各街。

    2奥贝（1782—1871）为法国第二流歌剧作家，以浮华的典雅红极一时。阿唐（1803—1856）的歌剧，尤次于奥贝。柏辽兹（1803—1869）为法国近代最大的交响曲作家，生前生后均不甚得意。其对法国音乐的贡献，直至二十世纪初方渐渐被人发见，本书作者罗曼罗兰对之尤为称赏，认为世界第一流的音乐天才。

    3贝多芬的故乡为德国波恩，故称其为"波恩的大熊"。

    歌唱学校这一派竭力想更换空气；它对"过去"开了几扇窗子。但也仅仅对着"过去"。这是开向庭院而非临着大1街的窗子，没有多大用处。何况窗子才打开，百叶窗又关上了，好似怕受凉的老太太。从百叶窗里透进来的有些中世纪的作品，有些巴赫，有些帕莱斯特里那，有些民歌。可是这又算得什么呢？屋子里霉腐的气味依旧不减。其实他们觉得这样倒是挺舒服的，对现代的大潮流反而怀有戒心。固然，他们知道的事情比旁人多，但一笔抹煞的也一样的多。在这种环境里，音乐自然会染上一股迂腐之气，而不是给精神的一种慰藉了；他们的音乐会不是等于历史课，就是含有鼓励作用的举例。凡是前进的思想都被变成学院化。气势雄伟的巴赫被他们供奉到庙堂里去的时候，也变得循轨蹈矩了。他的音乐完全被一班学院派的头脑改了样子，正如温馨禣e艳的圣经被英国人的头脑改装过了一样。他们所称扬的是一2种贵族派的折衷主义，想把六世纪至二十世纪中间的三四个伟大音乐时代的特点汇集起来。这个理想倘若实现的话，那末其成绩一定象一个印度总督旅行回来，把在地球上各处搜罗得来的宝贝凑成的一座聚宝盆。可是以法国人的通情达理，结果并没闹出学究式的笑柄；大家决不实行他们的理论，而对付理论的办法也好比莫里哀对付医生一样，拿了药方而并不配服，最有性格的走他们自己的路去了。其余的只做些繁复的练习和艰深的对位学，名之为奏鸣曲，四重奏，或交响曲——"奏鸣曲啊，你要怎么呢？"——它不要什么，只要成为一阕奏鸣曲而已。作品中的思想是抽象的，无名的，勉强嵌进去的，毫无生趣的东西。那很象一个高明的公证人起草文书的艺术。克利斯朵夫先是因为法国人不喜欢勃拉姆斯而很高兴，如今却看到法国有着无数的小勃拉姆斯。所有这些出色的工人，既勤谨，又用心，真是具备了各种的德性。克利斯朵夫从他们的音乐会里出来，非常得益，但是非常厌烦——

    1该校举行的音乐会最初只演奏古代大师帕莱斯特里那，巴赫，蒙特威尔第，拉摩，格路克等的作品。

    2英国十七世纪的清教徒，对圣经的了解极其偏执，狭窄，严峻，有如极端派的加尔文主义。

    嘿，外边的天气多好啊！

    然而巴黎的音乐家中究竟有几个无党无派的独立的人。唯有这般人才能引起克利斯朵夫的注意。也唯有这般人能使你衡量一种艺术的生机。学派与社团只表现一种浮面的潮流或硬生生制造出来的理论。深思默想的超然人士，却有更多的机会能发见他们当代的与民族的真精神。但就因为这一点，一个外国人对他们比对旁人更难了解。

    克利斯朵夫初次听到那个鼎鼎大名的作品的时候，便是这种情形。为了那作品，法国人不知说了多少胡话，有一部分的人说是十个世纪以来最大的音乐革命。——（世纪对他们是不值钱的！他们又不知道什么天高地厚）

    丹沃斐古耶和西尔伐高恩把克利斯朵夫带到喜歌剧院去，听佩莱阿斯与梅丽桑德，他们把这件作品介绍给他1觉得光荣极了，仿佛是他们自己作的，并且告诉克利斯朵夫，说他这一回保证会发见奇迹。歌剧已经开幕了，他们还呶呶不休的在旁解释。克利斯朵夫止住了他们的话，伸着耳朵细听。第一幕演完，高恩眉飞色舞的问：——

    1此系梅特林克一八九二年所作的悲剧，德彪西谱成歌剧，于一九二年公演

    “喂，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他反问他们：“以后是不是老是这样的？”

    “是的。”

    “那末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啰。”

    高恩可叫起来了，认为他外行。

    “没有东西，"克利斯朵夫继续说。"没有音乐，没有发展。前后不相衔接，简直站不住。和声很细腻。配器的效果颇有些很美的花腔，格调很高。但内容是空无所有，空无所有”

    他又听下去。慢慢的，作品露出一点儿光来了；他开始在半明半暗中发见一些东西了。不错，他看到作者存心要求素雅一反瓦格纳那种用音乐的浪潮来淹没戏剧的理想；但他不禁带着点挖苦的心思追问：他们有这种牺牲的理想，骨子里是否把自己没有的东西牺牲。在这件作品里，他感到颇有些贪逸恶劳的意味，想以最低限度的疲劳来获得效果，因为懒惰而不愿意费力去建造瓦格纳派的巨制。至于唱辞之单纯，简洁，朴素，声音的微弱，虽然他觉得单调，而且因为他是德国人而认为不真实，但也同样感到惊异。——（他认为歌辞愈求真切，愈令人感到法国语言的不适宜于谱成音乐，因为它太合逻辑，太分明，轮廓太固定；语言本身固然完美，但没法跟旁的东西融和。）然而这种尝试毕竟是有意思的，在它一反瓦格纳派的铺张浮夸这一点上，克利斯朵夫是赞成的。那位法国音乐家1似乎很俏皮的讲究含蓄，要用低声喁语来表白热情。爱既没有欢呼，死也没有哀号。只有旋律的线条微微颤动一下，乐队象嘴唇轻轻一抿似的打个寒噤，你才感觉到在剧中人心里波动的情绪。仿佛作家战战兢兢的怕流露真情。他的艺术的格调真是高极了，——除非法国民族固有的那种取悦感官，喜欢做作的倾向在他胸中突然觉醒的时候。那时你才会发见有些头发太黄的，嘴唇太红的，第三共和以后的小家碧玉所扮演的大情人。但这种情形是难得的，是作者过于克制自己的反响，是需要松动一下的表现；整个作品的风格是一种精炼到极点的单纯，并不单纯的单纯，刻意追求得来的单纯，是古老的社会的一朵精美纤巧的花。年少犷野如克利斯朵夫，当然不能充分欣赏这种境界，他尤其讨厌那剧本，那些诗。他以为看到了一个半老的巴黎女人，装着小孩子，要人讲童话给她听。这当然不是瓦格纳派的懒洋洋的角色，不是又肉麻又蠢笨的莱茵姑娘；但一个法兰西与比利时的混血种2的懒洋洋的人物，装腔作势的"沙龙"气派，喊着"小爸爸啊”“白鸽啊"那一套给交际场中的太太们应用的神秘气息，也未必高明。巴黎女人却对着这出戏出神了，因为在这面镜子里照见了她们多愁多病，才子佳人的腔调而顾盼自怜。意志两字完全谈不到。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做些什么——

    1指德彪西。

    2因戏剧的原作者梅特林克是比利时人，音乐的作者德彪西是法国人。

    “那可不是我的过失啊！那可不是我的过失啊！"这些大孩子都这样的呻吟着。整整的五幕——森林，岩穴，地窖，死者的卧室，——都在黯淡的微光中演出，荒岛上的小鸟简直没有挣扎。可怜的小鸟！美丽，细巧它们多么害怕太强的光明，太剧烈的动作，太剧烈的说话，多么怕热情，怕生命！生命并不曾精炼过，你不能戴着手套去抓握的

    克利斯朵夫听见隐隐的炮声在响了，快要把这垂死的文明，这一息仅存的小小的希腊轰倒了。

    虽然如此，克利斯朵夫对这件作品依旧抱着好感；是不是因为他有点儿又轻视又怜悯的缘故呢？总之，他对它的关切远过于他口头的表示。他走出戏院回答高恩的时候，尽管口口声声说着"很细腻，很细腻，可是缺少奔放的热情，音乐还嫌不够"，心里却绝对不把佩莱阿斯和其余的法国音乐一般看待。他被大雾中间的这盏明灯吸住了。他还发见有些别的光亮，很强的，很特别的，在四下里闪耀。这些磷火使他大为错愕，很想近前去瞧瞧是怎么样的光，可是不容易抓握。克利斯朵夫因为不了解而更觉得好奇的那般超然派的音乐家，极难接近。克利斯朵夫所不可或缺的同情，他们完全不需要。除了一二个例外，他们都不看别人的作品，知道得很少，也不想知道。他们几乎全部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由于故意，由于骄傲，由于落落寡合，由于憎厌人世，由于冷淡，而把自己关在小圈子里。这等人虽为数不多，却又分成对立的小组，各不相容。他们的小心眼儿既不能容忍敌人和对手，也不能容忍朋友，——倘使朋友敢赏识另外一个音乐家，或是赏识他们而用了一种或是太冷淡，或是太热烈，或是太庸俗，或是太偏激的方式。要使他们满足真是太难了。结果他们只相信一个得到他们特许的批评家，一心一意坐在偶像的脚下看守着。你决不能去碰这种偶像。——他们固然不求别人了解，他们对自己也不怎么了解。他们受着奉承，被盟友的意见和自己的评价改了样，终于对自己的艺术和才具也弄模糊了。一般凭着幻想制作的人自以为是改革家，纤巧病态的艺术家自命为与瓦格纳争雄。他们差不多全为了抬高声价而断送了自己；每天都得飞跃狂跳，超过上一天的纪录，同时也要超过敌人的纪录。不幸这些跳高的练习并不每次成功，而且也只对几个同行才有点儿吸引力。他们既不理会群众，群众也不理会他们。他们的艺术是没有群众的艺术，只从音乐本身找养料的音乐。但克利斯朵夫的印象，不论这印象是否准确，总觉得法国音乐最需要音乐以外的依傍。这株体态起娜的蔓藤似的植物简直离不开支柱：第一就离不开文学。它本身没有充分的生命力，呼吸短促，缺少血液，缺少意志，有如弱不禁风的女子需要男性扶持。然而这位拜占庭式的王后，纤瘦，贫血，满头珠翠，被时髦朋友，美学家，批起家，这些宦官包围了。民族不是一个音乐的民族；二十余年来大吹大擂的捧瓦格纳，贝多芬，巴赫，德彪西的热情，也仅仅限于一个阶级。越来越多的音乐会，不惜任何代价鼓动起来的、声势浩大的音乐潮流，并不是因为群众的趣味真正发展到了这个程度。这是一种风起云从的时髦，影响只及于一部分优秀人士，而且也把他们搅昏了。真正爱好音乐的人屈指可数，而最注意音乐的人如作曲家批评家，并不就是最爱好的人。在法国，真爱音乐的音乐家太少了！

    克利斯朵夫这么想着，可忘了这种情形是到处一样的，真正的音乐家在德国也不见得更多，在艺术上值得重视的并非成千成万毫无了解的人，而是极少数真爱艺术而为之竭忠尽智的孤高虔敬之士。这类人物，他在法国见到没有呢？不论是作曲家或批评家，最优秀的都是远离尘嚣而在静默之中工作的，例如法朗克，例如现代一般最有天分的人；多少艺术家过着没世无闻的生活，让以后的新闻记者争着以最先发见他们，做他们的朋友为荣；还有少数勤奋的学者，毫无野心，不求名利，一点一滴的把法兰西过去的伟大发掘出来；另外一批则是献身于音乐教育，为法兰西未来的光荣奠定基础。其中有多少聪明才智之士，性灵的丰富，胸襟的阔大，兴趣的广博，一定能使克利斯朵夫心向神往，要是认识他们的话。但他无意之间只瞧见了二三个这种人物，而他所了解的，见到的，又是他们被人改头换面的思想。克利斯朵夫只看到作者的缺点，被那些摹仿的人和新闻界的掮客抄袭而夸大的缺点。

    克利斯朵夫对那些音乐界的俗物尤其感到恶心的，是他们的形式主义。他们之间只讨论形式一项。情操，性格，生命，都绝口不提！没有一个人想到真正的音乐家是生活在音响的宇宙中的，他的岁月就等于音乐的浪潮。音乐是他呼吸的空气，是他生息的天地。他的心灵本身便是音乐；他所爱，所憎，所苦，所惧，所希望，又无一而非音乐。一颗音乐的心灵爱一个美丽的肉体时，就把那肉体看作音乐。使他着迷的心爱的眼睛，非蓝，非灰，非褐，而是音乐，心灵看到它们，仿佛一个美妙绝伦的和弦。而这种内心的音乐，比之表现出来的音乐不知丰富几千倍，键盘比起心弦来真是差得远了。天才是要用生命力的强度来测量的，艺术这个残缺不全的工具也不过想唤引生命罢了。但法国有多少人想到这一点呢？对这个化学家式的民族，音乐似乎只是配合声音的艺术。它把字母当作书本。克利斯朵夫听说要懂得艺术先得把人的问题丢开，不禁耸耸肩膀。他们却对于这个怪论非常得意：以为非如此不足以证明他们有音乐天分。象古耶这等糊涂蛋也是这样。他从来不懂一个人如何能背出一页乐谱，——（他曾经要克利斯朵夫解释这个神秘），——如今却向克利斯朵夫解释，说贝多芬伟大的精神和瓦格纳刺激感官的境界，对于音乐并不比一个画家的模特儿对于他所作的肖像画有更大的作用！

    “这就证明，"克利斯朵夫不耐烦的回答说“在你们眼里，一个美丽的肉体并没有艺术价值！一股伟大的热情也没有艺术价值！唉，可怜虫！你们难道没想象到一张妩媚的脸为一幅肖像画所增加的美，一颗伟大的心灵为一阕音乐所增加的美吗？可怜虫！你们只关心技巧是不是？只要一件作品写得好，不必问作品表现些什么，是不是？可怜虫！你们仿佛不听演说家的辞句，只听他的声音，只莫名片妙的看着他的手势，而认为他说得好极了可怜的人啊！可怜的人啊！你们这些糊涂蛋！”

    克利斯朵夫所着恼的不单是某种某种的理论，而是一切的理论。这些清谈，这些废话，口口声声离不开音乐而只会谈音乐的音乐家的谈话，他听厌了。那真会教最优秀的音乐家深恶痛绝。克利斯朵夫跟穆索尔斯基1一样的想法，以为音乐家最好不时丢开他们的对位与和声，去读几本美妙的书，或者去得点儿人生经验。光是音乐对音乐家是不够的：这种方式决不能使他控制时代而避免虚无的吞噬他需要体验人生！全部的人生！什么都得看，什么都得认识。爱真理，求真理，抓住真理，——真理是美丽的战神之女，阿玛仲纳的2女王，亲吻她的人都会给她一口咬住的！——

    1穆索尔斯基（1839—1881），创立近代俄国乐派的五大家之一。

    2阿玛仲纳相传为古希腊时代居于小亚细亚的女性部落，以好战著称。

    音乐的座谈室已经太多了，制造和弦的曲子也太多了！所有这些象厨子做菜一般制造出来的和声，只能使他看到些妖魔鬼怪而绝对听不见一种有生命的新的和声。

    于是，克利斯朵夫向这批想用蒸馏器孵化出小妖魔来的博士们告别，跳出了法国的音乐圈子，想去访问巴黎的文坛和社会了。

    象法国大多数的人一样，克利斯朵夫最初是在日报上面认识当时的法国文学的。他因为急于要熟悉巴黎人的思想，同时补习一下语言，便把人家说是最地道的巴黎型的东西用心细读。第一天，他在骇人的社会新闻里，——叙述和特写一共占了好几长行，——读到一篇报导一个父亲和十五岁的亲生女儿睡觉的新闻：字里行间仿佛认为这种事情是极自然的，甚至还相当动人。第二天，他在同一报纸上读到一件父子纠纷的新闻，十二岁的儿子和父亲同睡一个姑娘。第三天，他读到一桩兄妹相奸的新闻。第四天，他读到姊妹同性爱的新闻。第五天第五天，他把报纸丢了，和高恩说：“嘿！这算是哪一门？你们都发疯了吗？”

    “这是艺术啊"高恩笑着回答。

    克利斯朵夫耸了耸肩膀：“你这是跟我开玩笑了。”

    高恩笑倒了，说：“绝对不是。你自己去瞧罢。”

    他给克利斯朵夫看一个最近发刊的"艺术与道德"的征文特辑，结论是"爱情使一切都变得圣洁"，"肉欲是艺术的酵母"，"艺术无所谓不道德"，"道德是耶稣会派1教育所倡导的一种成见"，"最重要的是强烈的欲望"等等。——还有好些文章，在报纸上证明某部描写开妓院的人的风俗小说是纯洁的。执笔作证的人中颇有些鼎鼎大名的文学家和严正的批评家。一个信仰旧教，提倡伦常的诗人，把一部描绘希腊淫风的作品赞扬备至。那些极有抒情气息的文章所推重的小说，尽量铺陈各个时代的淫风：罗马的，亚历山大的，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和法兰西文艺复兴时代的，路易十四时代的，简直是部完备的讲义。另外有一组作品以地球上各处的性欲问题为对象：态度认真的作家们，象本多派教士一样耐性的研究着五大洲的艳窟。在这批研究性欲史地的专家中间，颇有些出众的诗人与优秀的作家。要不是他们学问渊博，旁人竟分辨不出他们与别的作者有什么两样。他们用着确切精当的措辞叙述古代的淫风——

    1耶稣会派是基督旧教的一个宗派，由西班牙人雷育拉于十六世纪时创立，以排斥异端，对抗宗教革命为主旨。十七世纪时在法国政治上一度极有势力。

    可悲的是，一般笃厚的人和真正的艺术家，法国文坛上名副其实的权威，也在努力干这种非他们所长的工作。有些人还费尽心机写着猥亵的东西，给晨报拿去零零碎碎的登载。他们这样有规律的生产，象下蛋一样，每星期两次，成年累月的继续下去。他们生产，生产，到了山穷水尽，无可再写的时候，便搜索枯肠，制造些淫猥怪异的新花样：因为群众的肚子已经给塞饱了，佳肴美味都吃腻了，对最淫荡的想象也很快的觉得平淡无奇：作者非永远加强刺激不可，非和别人的刺激竞争，和自己以前制造的刺激竞争不可；——于是他们把心血都呕尽了，教人看了可怜而又可笑。

    克利斯朵夫不知道这个悲惨职业的种种内幕；但即使他知道了，也不见得更宽容：因为他认为，无论什么理由也不能宽恕一个艺术家为了三十铜子而出卖艺术

    “便是为了维持他所亲所爱的人的生活也不能原谅吗？”

    “不能。”

    “你这是不近人情啊。”

    “这不是人情不人情的问题，主要是得做一个人！人情！喝！你们这套没有骨头的人道主义真是天晓得！一个人不能同时爱几十样东西，不能同时侍候好几个上帝！”

    克利斯朵夫一向过着埋头工作的生活，眼界不出他那个德国小城，没想到象巴黎艺术界这种腐败的情形差不多在所有的大都市里都难避免。德国人常常自以为"贞洁"，把拉丁民族看做是"不道德的"：这种遗传的偏见慢慢的在克利斯朵夫心中觉醒了。高恩提出柏林的秽史，德意志帝国的上层阶级的腐化，蛮横暴烈的作风使丑行更要不得等等，和克利斯朵夫抬杠。但高恩并没意思袒护法国人；他把德国的风气看得和巴黎的一样平淡。他只是玩世不恭的想道：“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习惯"；所以他对自己那个社会里的习惯也恬不为奇。克利斯朵夫却只能认为是他们的民族性。于是他不免象所有的德国人一样，把侵蚀各国知识分子的溃疡，看作是法国艺术特有的恶习和拉丁民族的劣根性。

    这个和巴黎文学的初次接触使克利斯朵夫非常痛苦，以后直要过了相当的时间才能忘掉。不是专门致办于那些被人肉麻当有趣的称为"基本娱乐"的著作，并非没有。但最美最好的作品，他完全看不到。因为它们不求高恩一流的人拥护；它们既不在乎这般读者，这般读者也不在乎这种读物：他们都是你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的。高恩从来没对克利斯朵夫提过这等著作。他真心以为他和他的朋友们便是法国艺术的代表；除了他们所承认的大作家之外，法国就没有什么天才，没有什么艺术了。为文坛增光，为法国争荣的诗人们，克利斯朵夫连一个都不知道。在小说方面，他只看到矗立在无数俗流之上的巴莱斯和法朗士的几部作品。可是他语言的程度太浅，难于领略前者的思想分析和后者幽默而渊博的风趣。他好奇的瞧了瞧法朗士花房里所培养的橘树，以及在巴莱斯心头开发的娇弱的水仙。在意境高远而不免空洞的天才梅特林克之前，他也站了一会，觉得有股单调的，浮华的神秘气息。他抖擞了一下，不料又卷进浊流，被他早已熟识的左拉的溷浊的浪漫主义搅得头昏脑胀；等到他跟身跃出的时候，1一阵文学的洪流又把他完全淹没了——

    1一般读者仅知左拉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领袖，其实他所谓的自然主义只是似是而非的科学理论；而左拉的浪漫主义的幻想成分远过于他自称为“观察家与实验家"的性格。

    而这片水淹的大平原还蒸发出一股浓烈的女性气息。那时的文坛正挤满了女性和女性化的男人。女人写作原来是很有意思的，只要她们能够真诚，把任何男性不能完全了解的方面一女子隐秘的心理——描写出来。可是很少女作家敢这么做；她们多半只为了勾引男子而写作：在书中如在客厅里一样的扯谎，搔首弄姿，和读者调情。自从她们没有忏悔师可以诉说她们的私情丑事以后，就把私情丑事公诸大众。这样便产生了象雨点那么多的小说，老是撒野的，装腔作势的，文字又如小儿学语一般的含糊不清，令人读了如入香粉起，闻到一股俗不可耐的香味与甜味。所有这类作品都有这个气息。于是克利斯朵夫象歌德一样的想道：“女人们要怎样写诗，怎样写文章，都可以。但男子决不能学女人的样！那才是我最讨厌的。"不三不四的卖弄风情，存心为一般最无聊的人玩弄虚伪的情感，又是撒娇又是粗野的风格，恶俗不堪的心理分析，教克利斯朵夫看了不由得心里作恶。

    然而克利斯朵夫明白自己还不能下判断。节场上喧闹的声音把他耳朵震聋了。美妙的笛音也被市嚣掩住，没法听见。正如清朗的天空之下展开着希腊岗峦的和谐的线条，这些肉感的作品中间的确也有不少才气，不少丰韵，表现一种生活的甜美，细腻的风格，象班吕琪和拉斐尔画中的不胜慵困的少年，半阖着眼睛，对着爱情的幻梦微笑。这一切，克利斯朵夫完全没看到。没有一点儿端倪使他能感觉到这股精神的暗流。便是一个法国人也极不容易摸出头绪。他眼前所能清清楚楚见到的，只有满坑满谷的出版物，泛滥洋溢，差不多成了公众的灾害。仿佛人人都在写作：男人，女人，孩子，军官，优伶，社交界的人物，剽窃抄袭的人，无一不是作家。那简直是一种传染病。

    暂时克利斯朵夫不想决定什么意见。他觉得象高恩那样的向导只能使他越来越迷路。从前在德国和文学团体的来往使他有了戒心，对于书籍杂定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谁知道这些出版物不是少数有闲者的意见，甚至除了作者以外再没别的读者？戏剧才能使你对社会有个比较准确的观念。它在巴黎人的日常生活中占着那么重要的地位：好比一家巨人的饭铺来不及满足二百万人的食量。即使各区的小剧场，音乐咖啡馆，杂耍班等等一百多处夜夜客满的场所不计在内，巴黎光是大戏院也有三十多家。演员与职员的人数多至不可胜计。四个国家剧场就有上三千的员役，每年需要一千万法朗开支。整个巴黎都挤满着起码角儿。他们的照相，素描，漫画，触目皆是，令人想其他们装腔作势的鬼脸；留声机上传出他们咿咿唔唔的歌唱，日报上披露他们对于艺术和政治的妙论。他们有他们特殊的报纸，刊载他们可歌可泣的或是日常猥琐的回忆。在一般的巴黎人中，这些靠互相摹仿过日子的大娃娃俨然是主子，而剧作者做着他们的扈从侍卫。于是克利斯朵夫要求高恩带他到这个反映现实的国土里去见识一番。

    但在这方面，高恩的向导也不见得比在出版界里高明。克利斯朵夫由他的介绍而对巴黎剧坛所得的第一个印象，使他厌恶的程度也不下于第一批读到的书籍。似乎到处都弥漫着精神卖淫的风气。

    出卖娱乐的商人分做两派。一是旧式的国粹派，全是粗野的毫无顾忌的诙谑，把一切的丑恶和畸形的身体，作为说笑打诨的材料；那是臭肉一般的，淫猥的，大兵式的戏谑。他们却美其名曰"大丈夫的爽直"，自命为把放浪的行为与道德调和了，因为在一出戏里演过了四场淫秽的丑史以后，再把情节调动一下，使不贞的妻子仍旧回到丈夫的床上，——只要法律得以维持，道德也就得救了。把婚姻描写得百般淫乱而在原则上仍旧尊重婚姻的态度，大家认为就是高卢人派头。1——

    1高卢人为古罗马人称一部分克尔特族的名字。法国人常自称为高卢人。而日常语言中尤以"高卢人派头"形容快乐，兴奋，轻薄的性格。

    另外一派是新式的，更细巧也更可厌。充斥剧坛的巴黎化的犹太人（和犹太化的基督徒），在戏剧中拿情操来玩种种花样，那是颓废的世界大同主义的特征之一。那般为了父亲而脸红的儿子，竭力否认他们的种族意识；在这一点上，他们真是太成功了。他们把几千年的灵魂摆脱之后，剩下来的个性只能拿别的民族的知识与道德的长处杂凑起来，合成一种混合品，自鸣得意。在巴黎剧坛称霸的人，最拿手的本领是把猥亵与感情混在一起，使善带一些恶的气息，恶带一些善的气息，把年龄，性别，家庭，感情的关系弄得颠颠倒倒。这样，他们的艺术便有一股特别的气味，又香又臭，格外难闻：他们却称之为"否定道德的主义"。

    他们最喜欢采用的剧中人物之一是多情的老人。他们的剧本中很多这个角色的肖像，使他们有机会把种种微妙的局面描写得淋漓尽致。有时，六十岁的老头儿把女儿当作心腹，跟她谈着自己的情妇；她也跟他谈着她的情夫；他们互相参加意见，象朋友一般；好爸爸帮助女儿犯奸；好女儿帮助父亲去哀求那个爱情不专的情妇，要她回来和父亲重续旧欢。有时，尊严的老人做了情妇的知己，和她谈着她的情夫，怂恿她讲述她放浪的故事，听得津津有味。我们还看到一大批情夫，都是十足地道的绅士，替他们从前的情妇当经理，监督她们的交际与其配的事。时髦女人朝三暮四。男人做着龟奴，女人谈着同性爱。而干这些事的都是上流社会，就是说资产社会，——唯一值得重视的社会。而那个社会允许人家借了高等娱乐的名义，羼些坏货色供应主顾。经过了装璜，坏货色也很容易销售，把年轻的妇女与年老的绅士逗得笑逐颜开。但是其中有股死尸的气息跟起家的气息。

    他们戏剧风格之混杂也不下于他们的感情。他们造出一种杂揉的土话，把各阶级各地方迂腐而粗俗的口语，把古典的，抒情的，下流的，做作的，幽默的，胡说八道的，不雅的，隽永的话，统统凑在一处，好象带着外国口音。他们天生的会挖苦人，滑稽突梯，可是很少天趣；但他们凭着乖巧的手法，能仿着巴黎风气制造出一些天趣。虽然宝石的光泽不大美，镶工未免笨重繁琐，放在灯光下面至少会发亮：而只要有这一点就足够了。他们很聪明，观察很精密，却有些近视；几百年来在柜台上磨坏了的眼睛是要用放大镜来检视感情的，他们把小事扩大了好几倍，而看不见大事；他们因为特别喜欢假珠宝的光彩，所以除了他们暴发户心目中的典雅的理想以外，什么都不会描写。那简直是极少数游手好闲的人和冒险家争夺一些偷来的金钱与无耻的女性。

    有时，这些犹太作家真正的天性，由于莫名片妙的刺激，会从他们古老的心灵深处觉醒过来。那才是多少世纪多少种族的一种古怪的混合物；一阵沙漠里的风，从海洋那边把土耳其杂货铺的臭味吹到巴黎人的床头，带来闪烁发光的沙土，奇怪的幻象，醉人的肉感，剧烈的神经病，毁灭一切的欲念，——似乎希伯莱的勇士撒姆逊，从几千年的长梦中突然象狮子一般的醒过来，挟着疯狂的怒气把庙堂的支柱推倒了，压在他自己和敌人身上。1——

    1非力士人拘囚撒姆逊，一日将其带往祭神大会，意欲当众加以羞辱。撒姆逊默祷上帝赐还神力（此神力被爱人达丽拉潜割头发后丧失），乃推倒庙堂，与非力士王及在场群众同归于尽。

    克利斯朵夫掩着鼻子，对高恩说：“这里头力量是有的；可是发臭。够了！咱们去看看别的东西罢。”

    “你要看什么？”

    “法国啊。”

    “这不就是法国吗？"高恩说。

    “不是的，"克利斯朵夫回答，"法国不是这样的。”

    “怎么不是？还不是跟德国一样吗？”

    “我绝对不信。这样的民族活不了二十年的：此刻已经有股霉味儿了。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再没有更好的了。”

    “一定有的，"克利斯朵夫固执着说。

    “噢！我们也有很高尚的心灵，"高恩回答，"也有配他们胃口的戏剧。你要看这个吗？有的是。”

    于是他把克利斯朵夫带到法兰西剧院1去——

    1法兰西剧院（亦称法兰西喜剧院）为法国四大国家戏院之一。

    那天晚上，演的是一出现代的散文体喜剧，讨论某个法律问题的。

    一听最初几句对白，克利斯朵夫就不知道这剧情发生在哪个世界上。演员的声音异乎寻常的宏大，沉着，迟缓，做作，每个音节都咬得非常清楚，好象教朗诵的功课，又象永远念着十二缀音格的诗，夹着些痛苦的打隔。姿势那么庄严，差不多跟教士一般。女主角披着古希腊大褂式的寝衣，高举着手臂，低着脑袋，活象神话里的女神，调弄着美妙的低音歌喉，迸出最深沉的音，脸上永远挂着苦笑。高贵的父亲踏着剑术教师般的步子，道貌岸然，带着阴森森的浪漫色彩。年轻的男主角很冷静的尖着嗓子装气声。剧本的风格是副刊式的悲剧：通篇都是抽象的字眼，公事式的修辞，学院派的迂说。没有一个动作，没有一声出人不意的呼号。从头至尾象时钟一样呆板，只有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剧本的雏形，一副空洞的骨架，外边却毫无血肉，只是一些书本式的句子。那些想要显得大胆的讨论，其实只表示鳃鳃过虑的思想，和那种矜持的小市民精神。

    剧中叙述一个女子嫁了个卑鄙的丈夫，生了个孩子；她离了婚，又嫁给一个她心爱的老实人。作者想借此说明，便是在这等情形中，离婚不独为一般成见所不许，抑且为人类天性所不容。要证明这一点是再方便没有了：作者设法使前夫在某次意外的情形中和离婚的妻子团聚了一次。这样以后，那女的并不继之以悔恨或羞惭。要说天性，这才是正常的反应。可是不，她反而更爱那个诚实的后夫。据说这是一种英勇的意识，出乎人情之外的表现！法国作家对于道德的确太生疏了：一提到它就会变得过火，令人难以置信。大家看到的仿佛尽是高乃依式的英雄，悲剧中的帝王。——而这些百万富翁的男主角，在巴黎至少有一所住宅和二三处宫堡的女主角，其非真是帝王吗？在这等作家眼里，财富竟是一种美，几乎也是一种德。

    但克利斯朵夫觉得观众比戏剧本身更可怪。不管是怎么不合理的情节，他们看了都若无其事。遇到发嘘的地方，应该教人哄笑的对白，由演员预先暗示大家准备的地方，他们便哄笑一阵。当那般悲壮的傀儡照着一定的规矩打呃，叫吼，或是晕过去的时候，大家便擤鼻涕，咳嗽，感动得下泪。

    “哼！有人还说法国人轻佻！"克利斯朵夫离开场子的时候说。

    “轻佻和庄严，各有各的时候，"西尔伐高恩带着嗤笑的口气说。"你不是要道德吗？你现在可看到法国也有道德了。”

    “这不是道德而是雄辩！"克利斯朵夫嚷道。

    “我们这儿，"高恩说，"舞台上的道德总是很会说话的。”“这是法庭上的道德，"克利斯朵夫说，"只要是多嘴的人就会得胜。我压根儿讨厌律师。难道法国没有诗人吗？"于是西尔伐高恩带他去见识诗剧。

    法国并非没有诗人，也并非没有大诗人。然而戏院不是为他们而是为胡诌的音韵匠设的。戏院跟诗歌的关系，有如歌剧院跟音乐的关系，象柏辽兹说的变了一种"荡妇卖笑"的出路。

    克利斯朵夫所看到的，有一般以卖淫为荣的圣洁的娼妇，据说她们和上加伐山受难的基督一样伟大；——有一般为爱护朋友而诱奸朋友之妻的人；——有相敬如宾的三角式的夫妇；——有成为欧洲特产的，英勇壮烈的戴绿头巾的丈夫。——克利斯朵夫也看到一般多情的姑娘徘徊于情欲与责任之间：依了情欲，应该跟一个新的情夫；依了责任，应该守着原来的情夫，一个供给她们金钱而被她们欺骗的老人。结果，她们很高尚的挑了责任那条路。——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责任和卑鄙的利害观念并没分别；可是群众非常满意。他们只需要听到责任二字，根本不在乎实际；俗语说得好：扯上一面旗，船上的货物就得到保护了。

    这种艺术的极致，是在于用最奇特的方式把性的不道德与高乃依式的英雄主义调和起来。这样就能使巴黎群众的荒淫的倾向，和口头上的道德同时得到满足。——可是我们也得说句公道话：他们对于荒淫的兴致还不及嚼舌的兴致。雄辩是他们无上的快乐。只要听到一篇美妙的说辞，他们便是给人抽一顿也是乐意的。不论是恶是善，是惊天动地的英勇的精神，是放荡淫佚的下流习气，只要象镀金似的加上些铿锵的音韵，和谐的字句，他们便一概吞下。一切都是吟诗的材料。一切都是咬文嚼字的章句。一切都是游戏。当雨果暴雷似的怒吼时，他们立刻加上一个弱音器，免得小孩子受了惊吓！——在这种艺术里，你永远感觉不到自然的力量。他们把爱情，痛苦，死亡，都变成浮华浅薄。象在音乐方面一样，——而且更厉害，因为音乐在法国还是一种年轻的艺术，还比较天真，——他们最怕"已经用过的"字眼。最有才具的人很冷静的在标新立异上面做功夫。诀窍是挺简单的：只要挑一篇传说或神话，把它的内容颠倒过来就得了。结果就有了被迫子殴打的蓝胡子，或是为了好心而自己挖掉眼睛，为阿雪斯与迦拉德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卜里番姆。而这一切，1着重的还在形式。但克利斯朵夫（他还不是一个内行的批判者）觉得，这些重视形式的作者也不见得高明，只是一般抄袭摹仿的匠人，而非独创风格，从大处落墨的作家——

    1蓝胡子原是布勒塔尼传说中的人物，杀过六个妻子。卜里番姆为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妒杀阿雪斯与迦拉德，终于被于里斯挖去双目。此处言法国诗剧作家专以传说与神话作翻案。

    这类诗的谎言，到了悲壮的戏剧中简直是谬妄之极。它对于剧中的英雄有这样一种滑稽可笑的概念：“主要是有一颗美妙的灵魂，有一双鹰眼，象门洞一样宽广高大的脑门，有一副严肃坚强的神气，光彩焕发而动人，再加一颗善于战栗的心，一双充满着幻梦的眼睛。”

    这样的诗句居然有人信以为真。在浮夸的大言，长长的翎毛，白铁的剑与纸糊的头盔之下，我们老是看到沙杜1那一派的无可救药的轻薄，把历史当作木偶戏的大胆的俳剧演员。象西拉诺2式的荒唐的英雄主义，在现实世界里代表些什么呢？这般作者从天上搅到地下，把帝王与扈从，护教团与文艺复兴起的冒险家，一切骚扰过世界的元恶大盗，从坟墓里翻出来：——为的是教大家看看一个无聊的家伙，杀人不眨眼的暴徒，拥着残忍凶暴的军队，后宫全是俘虏得来的美女，忽然为了一个十几年前见过一面的女子颠倒起来；——再不然是给你看到一个亨利第四为了失欢情妇而被刺！3——

    1沙杜（1831—1908）为法国喜剧及历史剧作家，写的都是传奇的英雄，热情的象征而非真正的热情，既无历史的真实，亦无人性的真实。但十九世纪末期沙杜称霸剧坛垂三十年。

    2西拉诺为洛斯当（1868—1918）所作韵文喜剧。作品红极一时，但艺术价值不变。故事系以十七世纪的诗人西拉诺为主，述西拉诺恋一女子名洛克萨纳，后知洛克萨纳深爱克里斯蒂安特纽维兰德，西拉诺乃帮助此情敌，代写情书。后纽维兰德死于战役，而西拉诺将此秘密保存至临终时方始吐露。此处所谓荒唐的英雄主义即指此。

    3按法王亨利第四确于一六一年被刺，但绝非为了失欢情妇。作者在此讽刺作家故意歪曲史实。

    这般先生就是这样的玩弄着室内的君王与英雄。所谓诗人就这样的讴歌着虚伪的，不可能的，与真理不相容的英雄主义克利斯朵夫很奇怪的发觉，自命为千伶百俐的法国人竟不知可笑为何物。

    但最妙的是宗教交了时髦运！在四旬节里，喜剧演员在快乐剧场用管风琴伴奏，朗诵鲍舒哀的悼词。犹太作家替犹太女演员写些关于圣女丹兰士的悲剧。鲍第尼戏院演着殉难之路，滑稽剧场演着圣婴耶稣，圣玛丁戏院演着受难记，奥狄安戏院演着耶稣基督，移植园里奏着关于基督受难的乐曲。某个有名的嚼舌专家，讴歌肉欲之爱的诗人，在夏德莱戏院举行一次关于"赎罪"的演讲。当然，在全部福音书中，这些时髦朋友所牢记在心的不过是比拉德与玛特兰纳。——而他们的马路基督，又染了当时的习1气，特别饶舌。

    克利斯朵夫不禁喊道：“这可比什么都糟了！扯谎竟扯成这个样！我透不过气来了。快快走罢！”

    但在这批现代工商业化的出其中，伟大的古典艺术始终支撑着，好比今日的罗马，虽然满眼都是恶俗的建筑物，也还有些古代庙堂的废墟残迹。可是除了莫里哀以外，克利斯朵夫没有能力欣赏那些古典名奢。他对于语言的微妙还不能捉摸，对于民族的特性也当然无从领会。他觉得最不可解的莫如十七世纪的悲剧；——在法国艺术中，这是外国人最难入门的一部，因为它是法国民族的心脏。他只觉得那种剧本冷冰冰的，沉闷，枯索，其迂阔和做作的程度足以令人作呕。1比拉德为判耶稣受刑的罗马帝国的犹太总督。玛特兰纳为受耶稣感化之卖淫女，在十字架下哭耶稣而第一个发见耶稣墓穴空无尸身之人。动作不是疲乏就是过火，人物的抽象有如修辞学上的论证，空洞无物有如时髦女子的谈话。整个剧本只是一幅古代人物与古代英雄的漫画：长篇累牍的铺张的无非是理性，理由，妙语，心理分析，过时的考古学。议论，议论，议论，永远是法国人的那些唠叨。克利斯朵夫存着讥讽的心思不愿意断定它美还是不美，他只觉得毫无趣味。西那里面的演说家所持的理由如何，末了是哪个饶舌的家伙得胜，克利斯朵夫全1不理会——

    1西那为高乃依的有名的悲剧。此处所称"演说家所持的理由"，指第二幕罗马大帝奥古斯德倦于政治，意欲退休，征询西那与玛克辛的意见，两人在御前争持各人的理由。

    可是他发见法国的群众并不和他一般见解，倒是非常热烈的喝彩。这也不能消除他的误会，因为他是从观众身上去看这种戏剧的；而他觉得现代的法国人就有些性格是古典的法国人遗传下来的，不过是变了形。正如犀利的目光会在一个妖冶的老妇脸上发见她女儿脸上的秀美的线条：那当然不会使你对老妇发生什么爱情！法国人好象每天相见的家属一样，决不发觉彼此的相似。克利斯朵夫可一看见便怔住了，并且格外加以夸张，临了竟只看见这一点。当代的艺术无异是那些伟大的祖先的漫画，而伟大的祖先在他心目中也显得象漫画中的人物。克利斯朵夫再也分辨不出，高乃依和一般摹仿者中间有何区别。拉辛也被末流的巴黎心理学家，成天在自己心中掏来摸去的子孙们弄得鱼目混珠了。

    所有这些幼稚的人从来跳不出他们的古典作家的圈子。批评家老是拉不断扯不断的讨论着伪君子与费德尔，1不觉得厌倦。年纪老了，他们还在津津有味的搞着幼年时代心爱的玩艺。这情形可以拖到民族的末日。以崇拜远祖列宗的传统而论，世界上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和法国相比的。宇宙中其余的东西都不值他们一顾。除了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名著以外什么都不读不愿意读的人不知有多多少少！他们的戏院不演歌德，不演席勒，不演克莱斯特，不演格里尔帕策尔，不演赫贝尔，不演史特林堡，不演洛普，不演嘉台龙，不演2任何别的国家的任何巨人的名作，只有古希腊的是例外，因为他们（如欧洲所有的民族一样）自命为希腊文化的承继人。他们偶然觉得需要演一下莎士比亚，那才是他们的试金石了。表演莎士比亚的也有两派：一是用布尔乔亚的写实手法，把李尔王当做奥依哀3的喜剧那么演出的；一是把哈姆莱特编成歌剧，加进许多雨果式的卖弄嗓子的唱词。他们完4全没想到现实可以富有诗意，也没想到诗歌对于一般生机蓬勃的心灵就是自然的语言。所以他们听了莎士比亚觉得不入耳，赶紧回头表演洛斯当——

    1伪君子为莫里哀的喜剧；费德尔为拉辛的悲剧。

    2克莱斯特为十八世纪德国戏剧家，格里尔帕策尔（奥），赫贝尔（德），史特林堡（瑞典），均十九世纪戏剧家。洛普（西班牙），嘉台龙（西班牙），为十七世纪戏剧家。

    3奥依哀（1820—1889）为十九世纪后期以中产阶级为主要观众的戏剧家，当时与小仲马分庭抗礼。

    4哈姆莱特由多玛谱成歌剧，由加勒与巴普哀二人编歌词。首次于一八六八年在巴黎公演。

    可是二十年来，也有人干着革新戏剧的工作；狭窄的巴黎文坛范围扩大了，它装着大胆的神气向各方面去尝试。甚至有两三次，外界的战斗，群众的生活，居然冲破了传统的幕。但他们赶紧把破洞缝起来。因为他们都是些娇弱的老头儿，生怕看到事实的真面目。随俗的思想，古典的传统，精神上与形式上的墨守成法，缺少深刻的严肃，使他们那个大胆的运动无法完成。最沉痛的问题一变而为巧妙的游戏；临了，一切都归结到女人——渺小的女人——问题上去。易卜生的英雄式的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福音书，尼采的超人哲学，到了他们江湖派的舞台上只剩下那些巨人的影子，可笑而可怜！

    巴黎的作家花了不少心血要表示在思索一些新的事情。骨子里他们全是保守派。欧洲没有一派文学象法国文学那样普遍的跳不出过去的樊笼的：大杂志，大日报，国家剧场，学士院，到处都给"不朽的昨日"控制着。巴黎之于文学，仿佛伦敦之于政治，是防止欧洲思想趋于过激的制动机。法兰西学士院等于英国的上议院。君主时代的制度对新社会依旧提出它们从前的规章。革命分子不是被迅速的扑灭，就是被迅速的同化。而那些革命分子也正是求之不得。政府即使在政治上采取社会主义的姿态，在艺术上还是闭着眼睛让学院派摆布。针对学院派的斗争，大家只用文艺社团来做武器；而且那种斗争也可怜得很。因为社团中人一有机会就马上跨入学士院，而变得比学院派的人更学院派。至于当先锋的或是当后备员的，又老是做自己集团的奴隶，跳不出一党一派的思想。有的是囿于学院派的原则，有的是囿于革命的主张：归根结蒂，都是坐井观天。

    为了要使克利斯朵夫提提精神，高恩预备带他到一种完全特殊的——就是说妙不可言的——戏院去。在那边可以看到凶杀，强奸，疯狂，酷刑，挖眼，破肚：凡是足以震动一下太文明的人的神经，满足一下他们隐蔽的兽性的景象，无不具备。那对于一般漂亮女子和交际花尤其特具魔1力，——她们平时就有勇气去挤在巴黎法院的闷人的审判庭上消磨整个下午，说说笑笑，嚼着糖果，旁听那些骇人听闻的案子。但克利斯朵夫愤愤的拒绝了。他在这种艺术里进得愈深，觉得那股早就闻到的气息愈浓，先是还淡淡的，继而是持久不散的，猛烈的，完全是死的气息。

    豪华的表面，繁嚣的喧闹，底下都有死的影子。克利斯朵夫这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开始就对某些作品感到厌恶。他受不了的倒并非在于作品的不道德。道德，不道德，无道德，——这些名辞都没有什么意义。克利斯朵夫从来没肯定什么道德理论；他所爱的古代的大诗人大音乐家，也并非规行矩步的圣人；要是有机会遇到一个大艺术家，他决不问他要忏悔单2看，而是要问他：“你是不是健全的？”——

    1指巴黎的大木偶戏院，创立于一八九七年，所演的戏不是专门逗笑的，就是极端恐怖的。

    2旧教惯例，凡教徒向教士忏悔后，教士予以书面证明，称为忏悔单。法国习惯，凡教徒结婚时，须向本堂神甫缴验忏悔单。

    关键就在于这"健全"二字。歌德说过：“要是诗人病了，他得想法医治。等病好了再写作。”

    可是巴黎的作家都病了；或者即使有一个健全的，也要引以为羞，不让别人知道他健全，而假装害着某种重病。然而他们的疾病所反映于艺术的，并不在于喜欢享乐，也不在于极端放纵的思想，或是富于破坏性的批评。这些特点可能是健全的，可能是不健全的，看情形而定；但绝对没有死的根苗。如果有的话，也不是由于这些力量本身，而是由于使用力量的人，因为死的气息就在他们身上。——享乐，克利斯朵夫也一样喜欢。他也爱好自由。他为了直言不讳的说出他的思想，曾经在德国惹起小城里的人的反感；如今看到巴黎人宣传同样的思想，他反倒厌恶了。思想还不是一样的思想？可是听起来大不相同。以前克利斯朵夫很不耐烦的摆脱古代宗师的羁轭，攻击虚伪的美学，虚伪的道德的时候，并不象这些漂亮朋友一般以游戏态度出之；他是严肃的，严肃得可怕；他的反抗是为了追求生命，追求丰富的，藏有未来的种子的生命。但在这批人，一切都归结到贫瘠的享乐。贫瘠，贫瘠。这就是病根所在。滥用思想，滥用感官，而毫无果实。那是一种光华灿烂的，巧妙的，富有风趣的艺术；——当然是一种美的形式，美的传统，外边冲来的淤沙淹没不了的传统；——一种象戏剧的戏剧，一种象风格的风格，一批熟练的作家，很能写文章的文人；——是当年很有力量的艺术与很有力量的思想的骨骼，相当美丽的骨骼。可是也仅仅限于骨骼。铿锵的字眼，悦耳的句子，空空洞洞的互相摩擦的观念，思想的游戏，肉感的头脑，长于推理的感官；这一切除了自私自利的供自己享乐以外，毫无用处。那简直是望死路上走。而这个现象，和法国人口激减的情形相仿，是全欧洲不声不响的看在眼里而私心窃喜的。多少的聪明才智，多少的细腻的感觉，都浪费于无用之地，虚耗于下流可耻之事。他们自己可不觉得，只嘻嘻哈哈的笑着。但克利斯朵夫认为差堪安慰的也只有这一点：这些家伙还能够痛痛快快的笑，究竟不能算完全没希望。他们装做正经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倒更不喜欢他们了；他觉得最难堪的，莫过于那些文人一边把艺术当作寻欢作乐的工具，一边自命为宣扬一种没有利害观念的宗教。

    “我们是艺术家，"高恩得意扬扬的说。"我们是为艺术而艺术。艺术永远是纯洁的；它只有贞操，没有别的。我们在人生中探险，象游历家一般对什么都感兴趣。我们是探奇猎艳的使者，是永不厌倦的爱美的唐璜。”

    克利斯朵夫忍不住回答说：“你们都是虚伪的家伙，原谅我这样告诉你。我一向以为只有我的国家是如此。我们德国人老把理想主义挂在嘴上，实际永远是追求我们的利益；我们深信不疑的自命为理想主义者，其实是一肚子的自私自利。你们却更糟：你们不是用‘真理-，-科学-，-知识的责任-等等来掩护你们的懦怯（就是说，你们只顾自命不凡的研究，而对于后果完全不负责任），便是用-艺术-与-美-来遮饰你们民族的荒淫。为艺术而艺术！喝！多么堂皇多么庄严的信仰！但信仰只是强者有的。艺术吗？艺术得抓住生命，象老鹰抓住它的俘虏一般，把它带上天空，自己和它一起飞上清明的世界！那是需要利爪，需要象垂天之云的巨翼，还得一颗强有力的心。可怜你们只是些麻雀，找到什么枯骨便当场撕扯，还要嘁嘁喳喳的你争我夺。为艺术而艺术！可怜虫！艺术不是给下贱的人享用的下贱的刍秣。不用说，艺术是一种享受，一切享受中最迷人的享受。但你只能用艰苦的奋斗去换来，等到-力-高歌胜利的时候才有资格得到艺术的桂冠。艺术是驯服了的生命，是生命的帝王。要做凯撒，先要有凯撒的脾气。你们不过是些粉墨登场的帝王：你们扮着这种角色，可并不相信这种角色。象那些以畸形怪状来博取荣名的戏子一样，你们用你们的畸形怪状来制造文学。你们沾沾自喜的培养你们民族的病，培养他们的好逸恶劳，喜欢享受，喜欢色欲，喜欢虚幻的人道主义，和一切足以麻醉意志，使它萎靡不振的因素。你们简直是把民族带去上鸦片烟馆。结局是死；你们明明知道而不说出来。——那末，我来说了罢：死神所在的地方就没有艺术。艺术是发扬生命的。但你们之中最诚实的作家也懦弱得可怜：即使遮眼布掉下了，他们也装做不看见，居然还有脸孔说：不错，这很危险；里头有毒素；可是多有才气！”

    那正象法官在轻罪庭上提到一个无赖的时候说：“不错，他是个坏蛋；可是多么有才气！”

    克利斯朵夫心里奇怪法国的批评界怎么不起作用的。批起家并不缺少，他们在艺术界中非常繁殖。人数之多，甚至把他们的作品也给遮得看不见了。

    一般的说，克利斯朵夫对于批评这一门是不怀好感的。这么多的艺术家，在现代社会里形成第四等级第五等级似的人物，克利斯朵夫已经不大愿意承认他们有什么用处，只觉得1是表示一个时代的消沉，连观察人生都交给别人代理，把感觉也委托人家代庖了。尤其可耻的是，这个社会连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人生的反影都不能，还得借助于别的媒介，借助于反影之反影，就是说：依赖批评。要是这些反影之反影是忠实的倒也罢了。但批评家所反映的只有周围的群众所表现的犹豫不定的心理。这种批评好比博物院里的镜子，给观众拿着看天顶上的油画，结果镜子所反射出来的除了天顶以外就是观众的面目。

    从前有一个时期，批评家在法国有极大的权威。群众恭而敬之的接受他们的裁判，几乎把他们看做高出于艺术家，看做聪明的艺术家——（艺术家与聪明两个字平时仿佛是连不到一处的）。——以后，批评家高速度的繁殖起来：预言家太多了，他们那一行便不免受到影响。等到自称为"真理所在，只此一家"的人太多的时候，人们便不相信他们了；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了。大家都变得灰心：照着法国人的习惯，他们一夜之间就从这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从前自称为无所不知的人，现在声明一无所知了。他们还认为一无所知就是他们的荣誉，他们的体面。勒南2曾经告诉这些萎靡不振的种族说：要风雅，必须把你刚才所肯定的立刻加以否定，至少也得表示怀疑。那是如圣保罗所说的"唯唯否否"的人。法国所有的优秀人物都崇奉这个两平原则。在这种原则之下，精神的懒惰和性格的懦弱都得其所哉了。大家再也不说一件作品是好是坏，是真是假，是智是愚，只说：——

    1法国君主时代，社会分成贵族、教士、平民三级，平民称为第三等级。作者在此借用此历史名辞，谓艺术家人数之多，几可自成一级，面为第四第五等级。

    2勒南（1823—1892），法国史学家兼哲学家。

    “可能如此如此并非不可能如此如此我不知道我不敢担保”

    要是人家演一出猥亵的戏，他们也不说：“这是猥亵的。”而只说：“先生，你别这样说呀。我们的哲学只许你对一切都用犹豫不定的口气；所以你不该说：这是猥亵的；只能说：我觉得我看来是猥亵的但也不能一定这么说。也许它是一部杰作。谁知道它不是杰作呢？”

    从前有人认为批评家霸占艺术，现在可绝对用不着这么说了。席勒曾经教训他们，把那些舆论界的小霸王老实不客气的叫做"奴仆"，说"奴仆的责任"是：“第一要把屋子收拾清楚，王后快到了。拿出些劲来罢！把各个房间打扫起来。诸位，这是你们的责任。

    “可是只要王后一到，你们这批奴才就得赶快出去！老妈子切不可大模大样的坐在夫人的大靠椅上！”

    对今日这些奴仆得说句公平话：他们不再僭占夫人的大靠椅了。大家要他们做奴才，他们就真做了奴才，——但是挺要不得的奴才：根本不动手打扫，屋子脏极了。他们抱着手臂，把整理与清除的工作都让主人去做，让当令的神道——群众——去做。

    从某些时候以来，已经有了一种反抗这混乱现象的运动。少数比较精神坚强的人正为着公众的健康而奋斗，——虽然力量还很薄弱。但克利斯朵夫为环境所限，绝对看不见这批人。并且人家也不理会他们，反而加以嘲笑。偶尔有一个刚强的艺术家对时行的，病态的，空虚的艺术品而反抗，作家们就高傲的回答说，既然群众表示满意，便证明他们作者是对的。这句话尽够堵塞指摘的人的嘴巴。群众已经表示意见了：这才是艺术上至高无上的法律！谁也没想到，我们可以拒绝一般堕落的民众替诱使他们堕落的人作有利的证人，谁也没想到应当由艺术家来指导民众而非由民众来指导艺术家。数字——台下看客的数字和卖座收入的数字——的宗教，在这商业化的民主国家中控制了全部的艺术思想。批评家跟在作家后面，柔顺的，毫无异议的宣称，艺术品主要的功能是讨人喜欢。社会的欢迎是它的金科玉律；只要卖座不衰，就没有指摘的余地。所以他们努力预测娱乐交易所的市价上落，看群众对作譬如何表示。妙的是群众也留神着批评家的眼睛，看他认为作品怎么样。于是大家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彼此只看见自己的犹豫不定的神气。

    然而时至今日，最迫切的需要就莫过于大无畏的批评。在一个混乱的共和国家，最有威势的是潮流，它不象一个保守派国家里的潮流，难得会往后退的：它永远前进；那种虚伪的思想的自由永远在变本加厉，差不多没有人敢抵抗。群众没有披露意见的能力，心里很厌恶，可没有一个人敢把心中的感觉说出来。假使批评家是一般强者，假使他们敢做强者，那末他们一定可以有极大的威力！一个刚毅的批评家（克利斯朵夫凭着他年轻专断的心思这样想），可能在几年之内，在控制群众的趣味方面成为一个拿破仑，把艺术界的病人一古脑儿赶入疯人院。可是你们已经没有拿破仑了你们的批评家先就生活在恶浊腐败的空气里，已经辨别不出空气的恶浊腐败。其次，他们不敢说话。他们彼此都是熟人，都变了一个集团，应当互相敷衍：他们绝对不是独立的人。要独立，必须放弃社交，甚至连友谊都得牺牲。但最优秀的人都在怀疑，为了坦白的批评而招来许多不愉快是否值得。在这样一个毫无血气的时代里，谁又有勇气来这样干呢？谁肯为了责任而把自己的生活搅得象地狱一样呢？谁敢抗拒舆论，和公众的愚蠢斗争？谁敢揭穿走红的人的庸俗，为孤立无助，受尽禽兽欺侮的无名艺人作辩护，把帝王般的意志勒令那些奴性的人服从？——克利斯朵夫在某出戏剧初次上演的时候，在戏院走廊里听见一般批评家彼此说着：“嘿，那不糟透了吗？简直一塌糊涂！”

    第二天，他们在报上戏剧版内称之为杰作，再世的莎士比亚，说是天才的翅膀在他们头上飞过了。

    “你们的艺术缺少的不是才气而是性格，"克利斯朵夫和高恩说。"你们更需要一个大批评家，一个莱辛，一个”

    “一个布瓦洛，是不是？"高恩用着讥讽的口气问。1——

    1布瓦洛（1636—1711）为诗人兼批评家，在法国文学史上以态度严正著称。

    “是的，也许法国需要一个布瓦洛胜于需要十个天才作家。”

    “即使我们有了一个布瓦洛，也没有人会听他的。”

    “要是这样，那末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布瓦洛，"克利斯朵夫回答。"我敢向你担保：一朝我要把你们的真相赤裸裸的说给你们听的时候，不管我说得怎样不高明，你们总会听到的，并且你们非听不可。”

    “哎哟！我的好朋友！"高恩嘻嘻哈哈的说。

    他的神气好似对于这种普遍的颓废现象非常满足，所以克利斯朵夫忽然之间觉得，高恩对法国比他这个初来的人更生疏。

    “那是不可能的，"这句话是克利斯朵夫有一天从大街上一家戏院里不胜厌恶的走出来时已经说过的。“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你还要什么呢？"高恩问。

    克利斯朵夫固执的又说了一遍：“我要看看法兰西。”

    “法兰西，不就是我们吗？"高恩哈哈大笑的说。

    克利斯朵夫目不转睛的望了他一会，摇摇头，又搬出他的老话来：“还有别的东西。”

    “那末，朋友，你自己去找罢，"高恩说着，愈加笑开了。

    是的，克利斯朵夫大可以花一番心血去找。他们把法兰西藏得严密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