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样对待别人”这个条目被认为是全人类古来共信、不证自明的“金规则”可以用来作为我们奠定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美]斯威德勒:全球伦理普世宣言。参见东方1995年第3期。)
以此对照,王朔所犯的错误恰恰是这个。
他对于自己的过分理解、对于金庸的过分不理解,同样是不道德的。
这种不道德,过去我只在圣经里见过,但人家是“上帝”耶和华,至高无上,说一不二,有资格、有条件、有能力对别人用一种标准,对自己用另一种。
王朔是什么呢?
是人,平平凡凡的人!你的话语权有了,四处滥用,却不能像“上帝”或者专政君王那样,拥有垄断所有话语的霸权。
没有这样的条件,就会有人站出来唱反调,骂骂王朔,让你干急。
具体地说,王朔的小说里到底犯了些什么“臭”呢?
他写得不错的浮出海面、动物凶猛等作品问题都已不少了,即使是那篇哄知识分子高兴、也令我心头激赏不已的小说我是你爸爸,往死了去抠,也不是不能怀疑:那个叫着齐怀远的女人太“骚”不大注意女同志的庄严形象,和那个男人马林生进入情况太快。做儿子的那位则显得太成熟了,思想、观念那么复杂“智商”之高,辩才之胜,真不像个孩子,起码不像是肉身性的存在,而是特殊材料捏起来的。
至于看上去很美里的“我”方枪枪,有时就更不像个儿童啦——这孩子心理、智力发育太快,而且从小就痞里痞气的,做缺德事比二流子还老练百倍,金庸笔下的人物韦小宝在儿童时期也没有这副嘴脸。
何以见得这孩子早熟、发育太快?
比如,这个保育院的几岁小毛孩,对人们的“屁股”就曾发过这么一段感想:
屁股多老实啊那么腼腆,不爱声张,默默地为我们做好事:承担我们的重量,排泄我们的肮脏;从有限的口粮中节省出那么一大块脂肪垫在下面,使我们身上有一处容许人打又不疼的地方,走到哪儿都像给自己带着个沙发垫儿。我对屁股充满歉意,觉得自己深深得罪了一个多么善良忠厚又谦虚谨慎的好屁股。
我抬眼去看所有人的屁股,都严严实实包裹在结实的布片里,或扁或鼓——这一定是好东西。(看上去很美,第57-58页。1999年4月。)
按理说,这种年龄的小毛孩思考问题达不到这样的深度,怪有哲理意味,王朔生怕别人不知道这孩子聪明得过了头,又特意补上一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屁股除了这些好处以外,还有不少“譬如:遇到地震给压在房子底下多活几天燃烧的能量”
小说家王朔,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常识性的错误、违背人性发展之时序呢?
我看理由只有一个,这就是他太重视讲话了,一陷进小说创作中,嘴皮子就闲不住,兼以过日子紧巴巴,不得不言语泛滥,凑字数卖钱,或者为讲话而讲话,卖弄他的无所不知。
若单就讲话而论,王朔所说的那些话,还的确是表现了独特的语言天赋,在这方面他多多少少也比较自负、不服旁人。因此,当他的朋友对他说金庸小说的一大特长就在于文字上有一种“速度感”时,王朔不以为然,他说那怎么能叫“速度感”(所谓速度感,我想它大概指的是金庸想象力丰富,人物像运动场上的裁判,一出来就是满场上跑,一刻闲不住的。)呢,它们“无一句不是现成的套话,三言两语就开打,用密切的动作性场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说文字通通作废,只是一个临摹画面的作用”
进而,他批评金庸的文字,说他的浙江话、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老金大约也是无奈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一个作家,对汉语言文字毫无贡献,还不如去做个排字工。”
对这些,我真有点疏懒下来了,觉得它们不值得我来批驳。可是不彻底批倒王朔的这些谬论,未来的作家也许会像王朔一样,误以为写文章、玩语言真的不必读书,只要在大街上转转,回了家就可以信口胡来、信手胡写。
所以,我这个从不说教的人,只好硬了头皮“说教”一次,负起让王朔们极力反感的“教化民众的大任”扯个蛋出来,并且“非要把蛋扯个大原则出来”叫他“最恶心”一次。
首先,作家是干什么的?他们的职责难道仅在于对汉语言要有点贡献?没贡献就不行?作家贡献的大小应以他们在语言上的成绩来排定?
这样刨根追问下去,远古那些发明汉语言的人也就成了最好的“作家”?发明第一个字的人,就成了最优秀的作家?
其次,金庸生于浙江,在说广东话的香港发展事业,他可能用过这两地的方言,写文章却不然。我没见过山西人就得用山西话写作,其他人同样;去国外以后,他们当然更不会用方言写作。金庸的文字既不是浙江话、广东话,也不是王朔所谓的文言文,而是十分地道地继承了明清小说的精致的白话文。
金庸自己也表示过,他的文字是经多年努力炼出来的。
那份清淡、古朴、典雅的书卷气和幽默,活着的大陆文人谁与比肩?
我看难人能比!
死去的倒有几个,一是老舍,一是钱钟书,一是林语堂——再排下去,他王朔也不在其中。
为什么?
不读书嘛。
况且,语言不过是人类抒写性灵、思情的工具,越是成熟的语言,越不需要你对它们有什么新的发明,而在于你如何将它们码得好看。在这方面王朔是过关的,金庸至少没比他做得差。
所以,仅就语言的“工具性”论金庸、王朔二者的优劣,我们说他们各有所长,但语言不只局限在工具层面上,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达到认识、交流或娱乐之目的。
从这方面看,王朔和金庸的差距,俨然一个在地,一个在天!
金庸是讲是非、明事理的人,博古通今,读他的书我们能够正面性地提高自身对于历史、人性、社会、文化的悟性,增强进取、奋争的信心与勇气,心头总是燃烧着一点理想的光火,它温暖我们的灵魂,至情而率真,在苦难的人间世,活得更像个顶天立地的人。
王朔的文字给我们什么呢?
是灰色,是冷酷,是永远没有希望的荒原,是纷乱无序,是茫然无解,是为无聊而无聊的“幽默”、调侃,是玩“笑”丧志,是反理性、无是非、反道德、不信仰,是除了王朔处身的现世环境再无其他的狭隘的小天地!
这样的天才也就成了“负面”性的!
学过数学的人全明白,二维空间的数轴分正、负两极,正极上越远者数值越大,负极上越远者数值越小。如果说从认识价值来看,金庸是“正极”意义上的天才的话,那么王朔就是“负极”意义上的天才,后者的天才越是充分发扬,距离人类的正确方向越远——这就是王朔们值得批评的意义所在!
当然,金庸并非是不可批的,一旦文章发表,它就失去了其私有化身份,成为公共性资源,具有了公共性的认知价值,清理谬误,留下真知也就是批评家们责无旁贷的责任,因此任何人的文章都是可批的。我也已经对他和他的作品做过了批评,发表了,同时收进自己的书里去了,这里就没必要把它们再说一次。
至于金庸小说里的“宣扬”暴力、滥杀无辜,只要是智力正常的人,谁能将它们当真呢?
金庸本人也不是没有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告诫道:不必过于推崇武侠,武侠只是小说的一种;年轻人要严肃紧张,个人风格不能像笑傲江湖里的主人公令狐冲,一味追求“潇洒”因为学生将来要服务社会。“小学生看我的作品主要是看故事。但最好不要看。因为武侠小说是浪漫派的书,不真实。小孩子尤其不要看鹿鼎记。韦小宝太坏了。”(文学报1999年12月。)
所以,金庸小说的阅读对象是有严格限制的,这个限制就是,你要有理智和心灵上的成熟,具备了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特意将这一点拿出来说,是因为金庸的小说确能迷惑许多青少年,其时他们各方面都没有成型,悟性不到,认识偏颇,性情动摇不定,可以也经常把想象的世界当成了真实的人生,去反对秩序、反抗社会,有破坏而无建设。
我就遇到过一位高中女生,看过电视剧鹿鼎记以后,对韦小宝崇拜不已,声称自己想嫁给这个“坏蛋”
这是受者的问题——受者的不足不能成为作者的不足。
做文章的人考虑的只是作品本身,假定了读者像自己一样,也都是些正常的成年人。起码对于金庸来说是这样。
如果面面俱到,什么层次的阅读、观看对象都得考虑,那我们的作家,将写不出一个字!
因而,苛求一个干实际工作的人,可以;苛求一个作家,许多时候行不通。现实的实然,不可以推定做想象的当然、应然。
金庸的“不足”如此,王朔自己的许多小说何尝不是如此?
他的小说就“真”吗?“过脑子”吗?
在这方面,他比金庸差多了!
人家始终定位在娱乐上,王朔有时给知识分子骂急了,也会装正经,写一点不那么商业化的东西,意在说明,不是我王朔写不出,正经的我能写,就是不屑,就是想装坏,和你们知识分子捣蛋。
他允许自己胡来,对于金庸的远不是胡来的创作,却横挑鼻子竖挑眼,从一个嬉皮笑脸的“痞子”呱嗒一声,将脸帘子落下,刹那间变作了正经,站到我们“知识分子”这边,俨然成了个最大的“知识分子”担起批评别人、教化大众的责任了!
我不是说王朔不该批评,而是说你不搞批评则罢,搞批评就要定下标准,划个道儿出来,一视同仁,不要左手拿着打人的棍子,狠狠地给别人一个闷棍,右手伸出去微笑着和人家套近乎,让人觉得王朔“真诚”王朔打了人,虽然没什么道理,但就是左手痒痒,别人得谅解,既不要计较,也不要还击,还要知道给一棍子心里头是疼你。不疼你,我平白无故为什么打你?痒痒了怎不打别人,单单只打你?
有了对于王朔的这些认识后,我另外得交代的就是,我所说的金庸、王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也是从成年人的欣赏角度说的,否则这个分判得就不太严格。
需要说的是:王朔的这些文章其“缺陷”、荒唐是极其明显的。既然这样,它们又为什么能够这样顺利地出来呢?难道我们的编辑、我们的出版社像王朔一样无知又无畏?出来以后它们还这样出人意外地畅销,这说明了什么?
进而,为什么我们这块土地上只热中于进行无根无据的“酷评”?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只流行一些名流们时髦的胡说?难道我们真已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非得坏出个水平、档次来,大家一齐迷住了才罢?
仔细思索,我发现这一切的背后,是“钱”这个使鬼推磨的东西在作怪。
为了它,我们希望来一点轰动和胡说;为了它我们也可以闭了眼听任这些名流的妄说;为了它我们还应该把所有宣传媒介调动起来,对这些胡说、妄说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引来一批又一批的听众。
而这块土壤上的听众,不少是傻呵呵的,整日做着名流梦、金钱梦的,它最不宜生长的是理性、良知、道德、热爱等等,这样,才有了那么多的造谣、信谣者。
这是我扯出来的一个“蛋”王朔尔等以为如何?
不论在这件事上王朔是如何想的,对于他的许多畅销小说,我觉得王朔自己大概早已作过评价了。
他在我是你爸爸中有一段可以拿来对其总评一下:那些“可读性很强的小说,任何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毫不费力地读懂它。但这里有什么呢?空无一物,只有精心编织的情节和经过概念规范的人物,尽管那些对话很精彩很俏皮,但没有一句是发自肺腑的。作者给了我们什么?什么也没给。至多是很吝啬地流露一点实感,其余都是矫情布娃娃再漂亮也没有一个丑孩子嘴里的那口热乎气儿”(王朔自选集第303页。)
王朔给我们做的“布娃娃”包括一点正经没有、痴人、千万别把我当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
最为致命的是,从总体看,王朔小说内容、情节、人物、性格、对话上的“重复”、单一败坏了我们的口味,少数几篇做得不错的小说,其可读性因此受到影响。
在那里,人物的世界何等狭窄,人物的心态何等相似,满世界都是些游子、“痞子”而所有的“正经人”全被这种游子、痞子们耍了。当它们单篇出现时,尚不明显,只有全部摆在我们眼前时,这单调才一下子变得那样突出。
这就是说,在王朔那里,再“好”的人,不知不觉都会带点痞性,他为知识分子所做的那篇小说我是你爸爸中,人物也没能逃开这种痞子味。那个做爸爸的马林生,对于来他书店买书的年轻女孩子的“勾引”等,就流露出这样的意味。
难道不如此小说就不好卖?并不尽然。
我想,主要是因为王朔的生活圈子特别有限,他是大院里的公子哥儿,对于这样的院子,我知道它仿佛就是“世外桃园”很能把一个人局限了。
加之他那点残缺不全的教育和对历史等等的一知半解、隔岸观花,造成了他阅历与思想方式上的狭隘、偏执;老红卫兵血统未作根本清除,进一步养成了他那种似乎满不在乎,实际上是北京小人物谋生时玩的小智慧、小伎俩之心性——但凡批别人之前,他总要先抽自己的嘴巴,以防外人打他时处于被动地位,所以,满不在乎的背后,其实是很在乎的,进而,它向我们透露在王朔的精神、意识深处并无什么宽容,他更不解现代意义上的“宽容”究为何物;后来生计上的不易又把他抛进严酷的纷争里,商人之本性日益显赫,当“作家”也是奔着钱财去的。
所有这一切混和起来,又使王朔对于物欲过分“贪婪”不能养成终极意义上的形而上超拔境界,一当面对自己不能认识的东西时,又不懂遮羞藏丑,像余华谈到他的时候所说的“挺真诚”(文学报1999年11月11日),结果赤条条上阵,丑态百出、丢人现眼得那样理直气壮,把其他“小丑”全给比下去了——在这样的情势下,王朔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也就免不掉了!
有了上面的分析,依照王朔作品里表现出来的趣味、意识,若是硬性地给他划一个“阶级”成分,不妨称之为“资产阶级”——王朔意义上的“资产阶级”
据王朔自己讲“中国资产阶级所能产生的艺术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们可以学习最新的技术,但精神世界永远浸泡、沉醉在过去的繁华旧梦之中”这样我们就有了像王朔那样的疑问:他们莫非都在努力证明自己是“短命的”?(我看金庸)
幸好王朔的年龄还不太大,他也不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心灵深处的确是诚实的,见识上不去没关系,已有作品的短命亦无足叹息,今后怎样做那才是要紧的。所以我才想在这儿把郎吉努斯论崇高里的一段话献给他,所有的“资产”、“非资产”“阶级”无妨共勉:
究竟人才的败坏应当归咎于天下太平呢,还是更应当归咎于那无穷无极、占住我们全部意念的战争呢,还是进一步归咎于今天兵临城下、围攻我们、蹂躏我们、霸占我们的情欲呢。要知道,金钱的贪求(这个毛病,目前我们大家都犯得很凶)和享乐的贪求,促使我们成为它们的奴隶,也可以说,把我们整个身心投入深渊。惟利是图,是一种痼疾,使人卑鄙,而但求享乐,更是一种使人极端无耻、不可救药的毛病。人们一崇拜了自己内心速朽的、不合理的东西,而不去珍惜那不朽的东西,上述的情况,就必然会发生。他们再也不会向上看了;他们完全丧失了对于名誉的爱惜,他们生活败坏,每况愈下,直至土崩瓦解,不可收拾。他们灵魂中一切崇高的东西渐渐褪色,枯萎,以至于不值一顾。在这样多灾多难的时代里,我们还能盼望有这么一个不偏不倚、不屈不挠、富贵不淫的批评家来批判地接受那些可以永世长存的伟大作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