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切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她感到很遗憾,最后就离开了这个家。”
康纳闭着眼睛听我讲。“唔”“我不明白这些事上有什么把柄可抓的。她两年前就离开这个家了。从那以后,我就无法、也不再愿意干警探了,因为我有个孩子拖累着。于是在通过考核之后,我就被调到特勤处去跟新闻界打交道。在那儿工作也没出什么差错,可以说干得还挺好。到了去年,负责亚洲人联络事务的工作需要人,而且薪金也高,每月要多200美金呢。所以我就提出了申请。”
“唔”“我是说,我真的用得着那笔钱呢。眼下我有额外的开销,比如给米歇尔找个保姆之类的事。你知道为一个两岁小孩找个白天照顾她的保姆费用是多少吗?我雇了个人专门在家里照看她,而劳伦在多数情况下连孩子的抚养费也不付。她说她那点薪金还不够花的,可是她却买了一辆宝马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跟她上法庭?可她是为该死的地区检察官工作的人呀!”
康纳依然一语不发。我已经看见前方高速公路上空正在降落的飞机。快到机场了。
“不管怎么说吧,”我说道“我干上联络官的差事之后还是挺高兴的,因为这种工作从时间上来说比较理想,薪水也高。这就是我会到这里来,和你一起坐在这辆车里的原因。就这样。”
“后辈,”康纳平心静气地说道“我们两人现在是拴在一起了。还是告诉我吧,出了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呀!”
“后辈。”
“真没有哇。”
“后辈”
“喂,我说约翰,我跟你说吧,在申请去特勤处工作的时候,我的档案要经过5个委员会的审查。当联络官的人必须在历史上没有污点。我的档案经过那些委员会的审查,他们没有发现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康纳点了点头:“可是他们发现了一些问题。”
“见鬼,”我说道“我干了5年警探。干这么长时间难免会被人投诉,这你也知道。”
“投诉你什么呢?”
我摇摇头。“没有什么,鸡毛蒜皮。我第一年拘捕过一个人,他指控我对他滥用暴力,但经过了解之后,那个指控被认为是不实之辞。我曾经逮捕过一个持枪抢劫的女人。她说我故意在她身上放了一克毒品进行栽赃,其实那是她自己身上带的毒品,指控不能成立。一个杀人嫌疑犯说我在审讯的时候打他踢他,可是整个审讯过程中还有其他警官在场嘛。一桩家庭暴力案中,一个醉醺醺的女人事后打电话指责我骚扰她的孩子,后来她撤回了这个指控。一个青少年团伙的头头因杀人而被逮捕,他说我跟他搞同性恋,后来也撤回了指控。就这样。”
你要是个警察,你就会明白这类投诉就像马路上的车辆发出的噪音一样,令人毫无办法。你总是处在那些人的对立面,指控他们犯有这样那样的罪行。他们就反过来咬你一口。事情就是这样。只要这些投诉的内容不是固定的说法,不是反复抱怨同样的事,局里是根本不管的。如果一两年之中有三四个投诉都说你滥用暴力,那么局里就要进行一下调查。或者说有一连串的投诉都说你搞种族歧视,那你也得接受一番调查。其实嘛,就像局长助理吉姆奥尔森经常说的,当警察就得皮厚一些才行。
康纳老半天没吭声。他皱起眉头沉思起来。然后,他问道:“那么离婚的事呢?那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你跟你前妻现在相互还讲话吗?”
“讲的。还可以吧,不是很热情,但还说得过去。”
他仍然双眉紧锁,仍在寻找问题之所在。“你是两年前离开刑侦处的?”
“是的。”
“原因呢?”
“我刚才说过了。”
“你说是干警探的工作时间对你不合适。”
“是的,那是主要原因。”
“除此而外,还有呢!”
我耸了耸肩。“离婚之后我就不想再干这种与杀人案有关的差事了。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是幻想的破灭吧。我身边拉扯一个婴儿,妻子又走了。她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去了,跟一个有本事的检察官搞上了。我倒要来带孩子。我感到丧气,再也不想当警探了。”
“当时你进行过心理咨询没有?或心理治疗?”
“没有。”
“有没有吸毒或者酗酒呢?”
“也没有。”
“有没有相好的女人?”
“有。”
“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就有?”
我犹豫了一下。
“是法利?市长办公室的那一位?”
“不是,那是后来的事了。”
“可是,没有离婚之前你有过相好的?”
“是的。她现在住菲尼克斯城,她丈夫工作调动了。”
“她以前也在局里?”
我耸了耸肩。
康纳靠在坐椅上。“好啦,后辈,”他说道“如果只有这一点事情,那你就没问题了。”他看着我。
“就这些。”
“不过我得告诫你,我以前在跟日本人打交道时就碰到过这类事情。当日本人决心与你对抗的时候,他们可以使事情变得非常棘手。确确实实很棘手。”
“你是想吓唬我?”
“不是。只是告诉你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去他妈的日本人,”我说道“我没有什么亏心事。”
“那好,我想你最好现在就打电话找新闻界的朋友,告诉他们,我们处理完下一件事之后就到他们那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