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章其言也哀

病房要空气流通。”那知夜凉如水，在她好梦正酣时，汪精卫却因风寒侵袭，立刻就发烧了。不知是畏惧，还是出于爱意，他始终不肯说破，他的感冒咳嗽是由于陈璧君开窗睡觉的缘故。

    咳嗽影响睡眠，体力越发衰颓；不过医疗服务周到，估计还可以拖一段日子。不道11月初九那天，美国飞机空袭名古屋，发布的警报，一开始就是短促而接连不断的紧急警报；护士长慌了手脚，找了几个人来，连人带病床推入电梯，直降地下防空室。

    在名古屋，那时已是严冬。地下室阴凝酷寒，常人身处其中，已难忍受，何况以汪精卫久病垂危之身？加以电梯上下，病床进出，七手八脚，受了震动；所以汪精卫当时就已面无人色。

    等空袭警报解除，送回病房；汪精卫呃逆不止，病情剧变。接着是发高烧。彻夜急救，始终并无气色；第二天上午6点钟，烧到41度，脉搏每分钟120几跳，呼吸困难陷于半昏迷状态；到得下午4点多钟，终于咽气，送终的是陈璧君和他的小儿子文悌。

    从这时候开始，陈璧君就除了子女以外，什么人都看不顺眼了。11月12那天，遗体由专机”海鹣号”送回南京，下午5点钟到达明故宫机场；机门开处，一身黑色丧服的陈璧君首先出现；在场的汪政府要人一看，都打了个寒噤，因为陈璧君的那张寡妇脸，不但难看，而且可怕，凡是接触到她视线的，都有这样一个感觉，似乎她在指责：“汪先生是死在你手里的！”

    因此，从陈公博以下，一个个戒慎恐惧。当晚移灵到汪政府大礼堂；预先布置好的停灵位子是横置的东西向，此名为”如意停”较之直置的南北向来得合理。但陈璧君一见便大发雷霆。

    “这是谁出的主意？”她大声吼道：“汪先生的遗体自然要正摆；这像什么样子？重新摆过。”

    这”重新摆过”就费事了，因为由横而直所占的空间不同，灵帏、灵桌都要重新悬挂挪动。忙了个把钟头，陈公博才能领导行礼，完成”魂兮归来”的迎灵式。

    到得第二天中午，重新大殓，组织治丧委员会。陈璧君又有意见，嫌名称太平凡，改为”哀典委员会”陈公博是”委员长”；下设3名”副委员长”：王克敏、周佛海、褚民谊。但实际上是陈璧君在发号施令；她就住在大礼堂左侧的”朝房”整日进进出出，事无大小，无不要过问；而且一开口不是责备，就是讥讽，以致于人人敬而远之——唯有一个人逃不掉，就是褚民谊；因为他跟汪家是至亲，”哀典委员会”就推他当”联络官”有什么决定，由褚民谊去向陈璧君接头请示，以致挨骂的机会特别多。因此，汪精卫之死，看起来最哀泣的不是陈璧君，而是褚民谊。

    陈璧君又下令”哀典委员会”开了一张守夜陪灵人员的名单，党方”中委”以上，政府”部长”以上，分班轮流，从黄昏到黎明，一共分做三班。第一班比较轻松；第二班也还好；第三班就是医院里所说的”大夜班”从凌晨两点到6点，时逢隆冬，严寒砭骨；”中委”、”部长”的少壮派都吃不消，何况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头？但懔于陈璧君的雌威，一个个敢怒而不敢言。

    即令如此，陈璧君还不满意，半夜里都会起来”查勤”看到轻声闲谈，立刻双眼一瞪；遇到打瞌睡的，上前一推，大声叫醒：“起来、起来！”

    最不合道理的是，丧家半夜不招待陪夜的人吃点心，还倒罢了；自己带了食物来果腹，她居然亦会站在那里，冷眼看人进食。这一来还有谁能下咽？

    最倒霉的是丁默邨，他的身体早为酒色掏空了，格外怕冷；带了床毛毯盖双腿，她毫不客气地上前说道：“汪先生一生为了国家，死亦不怕；你们只陪了一夜灵，都要讲究舒服；要舒服，索性不要装模作样了，何不回到公馆里去纳福。”

    丁默邨勃然大怒，真想跳起来指着陈璧君的鼻子骂：“汪先生一生就害在你手里！如果不是你蛮不讲理，一意孤行，汪先生是读书人，何至于朝秦暮楚，出尔反尔，到头来一事无成，身死异域，还落个汉奸的名声！”

    但看到陈璧君200磅的”福体”自顾鸡肋不足以当她一巴掌，只好忍气吞声，挨她一顿训。

    在汪精卫未死以前，就私下谈过汪政府的继承人问题。广东人骂败家子，称为”二世祖”；意思是像秦始皇一样，想传万世于无穷，结果是老子业，儿子败家，只得二世。所以有个广东籍的官儿，说了一句隽语：“谁来继承，都是二世祖”

    这个汪政府的”二世祖”一般来说，都认为理当属诸陈公博；而且陈璧君又带来了汪精卫的遗命，希望陈公博以”国府主席”驻华北；周佛海担任”行政院长”负责京沪一带的秩序。更使得他无可推诿。但是，陈公博另有想法。

    原来从汪精卫赴日就医以后东南地区包括已沦陷的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各城及膏腴之地，与仍为政府所属的浙东、苏北等地，一度出现了非常危险的情势。在东条内阁末期，为了想在战局上打开一条出路，真如困兽之斗，丧失了理性。

    此外，从延安方面辗转来了个情报，说中共决定以苏北的阜宁为第二根据地。这个情报所显示的意义是，日本战败后，苏北势必为中共所夺得；如果美军登陆日本，日本展开”本土决战”抽调侵华日军回国，亦会形成中共与国民政府的激烈冲突。陈公博在离开重庆时，留呈一封信给蒋委员长，自誓必照”国必统一、党不可分”的原则去从事”和平运动”为了实践他的誓言，同时为了补过，也为了不负汪精卫的托付，他觉得在这方面，他应该挑起这副千斤重担。

    但是，汪政府的武力实在有限，只有任援道的”第一方面军”；项致庄改编李明扬旧部，并合并一些杂牌部队，整训的两个”军”这些部队为日军司令部以”分防”为名，拆散了单摆浮搁，不但缺乏集训的机会，而且大部分为共军所包围。

    此外还有三个”警卫师”第一师留守南京；二三两师，亦是分防各处，待遇微薄，开小差的很多。陈公博经过多次”参谋会议”以后，决定暂时北以陇海路为限；南以钱塘江为限，在这个区域内部署防共的军事措施。首先将江苏、浙江、苏北诸地区的”地方长官”一律换作军人，江苏是任援道，浙江是项致庄，苏北是孙良诚。

    就在命令发表的那天，陈公博在南京召集了一个”高级将领会议”陈公博在报告了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以后，慷慨陈词：“日本不和中共妥协，我们也剿共；日本和中共妥协，我们也剿共。我是不惜因为剿共问题和日本翻脸的！”

    接着，陈公博提出了部署的计划：第一、孙良诚在河南的部队，带致苏北；第二、项致庄在苏北所训练的3个师，调浙江，因为浙江只有”第一方面军所派的一个师；第三、集中”第一方面军”防守京沪线；第四、上海由周佛海的”税警团”和”保安队”负责；第五、将3个”警卫师”集中南京，由陈公博亲自指挥，清剿茅山的共军和土匪，打破中共的”三山一湖”计划，同时防备共军渡江。

    在汪政府中人看，小矶内阁出现，阻遏了少壮军人左倾现象，是件可喜的事；但特派参谋次长柴山到南京，带来东京直接向重庆谋和的5条件，则不免有秋扇捐弃的悲哀。陈公博的下意识中也有这样的情绪；但为理智所掩遮了。因此，当讨论继承”国府主席”人选时，虽然他被认作”责无旁贷”但却一直说是”佛海比我适当”因为他有个想法，如果东京跟重庆谈判成功，南京的”国民政府”不如自己先解散；果真到了有此需要的这一天，论公，以非”主席”的地位作此提议，比以”主席”的身分作此宣布在措词上比较可以畅所欲言，易于邀得同情；谈私，不是”主席”对解散的悲哀，可能会轻得多。

    这种微妙曲折而复杂的心情，是没有人能够体会的；因此，终于一致压力，于汪精卫下葬梅花山的前3天，三十三年11月20日，就任”国府主席”而且只是”代理”；跟汪精卫初期”代理”的意义一样，表示等待真正的国民政府主席还都，国家复归统一。

    因此，他在接事当天就发了一个声明说：“南京国民政府自还都以来，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

    一切的发展，都指向一个再麻木不仁的人也能觉察到的趋势：快天亮了！

    天亮了另是一番局面，对于守着漫漫长夜的人，自然大感鼓舞：但在黑暗中活跃过的人，却大起恐慌。有些人早就在寻庇护之路了；而有些人自觉无路可走，不如听天由命，因此发展此一种世纪末的颓废的倾向。加以物价暴涨、币值暴跌，一日数变；因而普遍流行着一个观念：钱，越早用出去越便宜。这样，原本纸醉金迷的上海，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极高度畸形繁荣；但不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在朱门之中，亦有禁不住这畸形繁荣的冲击，终于倒了下去的——赫赫有名的”耿秘书”就是如此。

    耿绩之看不清那种畸形繁荣，只是一种人心虚脱而造成的幻象，更不明白”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的道理，只觉得”素富贵行乎富贵”要不改常度才够味道。所以虽已外强中干，仍然照畸形繁荣的水准，在劳尔东路一号设立了一个私人俱乐部，酒食肴馔，无一不精；服务供应，无所不有，而只要是他的朋友，能够踏得进去，一切免费。

    最大的一个漏洞是，他做包赔不赚的头家。每晚有四五桌麻将，以黄金计算，八圈的输赢，最少也得两根条子；多则没有限制，有人四圈不开和，输了600两金子。

    赌局终了，帐房照筹码记帐，赢家第二天上午取现；输家如果不见人面，由他代赔。于是，耿家在松江的附郭良田；在上海的整条弄堂，就这样逐次出手了。

    到汪政府收回租界，法租界改为上海市第八区。陈公博很想利用他在旧法租界的关系，派他当区长，结果只当了一名处长，因为有人中伤，说他原就抽头聚赌，一当区长就更方便了。

    这对耿绩之的打击很大，因为当时有一副谐联，为人传诵：“陈公博兼选特简荐委，五官俱备；汪精卫有苏浙皖鄂粤，一省不全。”所谓五官指五官等，陈公博的”立法院长”的选任；”军委会政治部长”是特任；”上海市长”为简任；而”区长”则在荐委之间。读了这副对联，接下来往往批评陈公博，不该再兼”第八区区长”忒嫌揽权。如果有人为陈公博辩护，说法租界情况复杂，没有人拿得下来；熟于法租界一切的人就会反驳：从前历任上海市长，都靠耿绩之跟法租界打交道；莫非如今法租界收回来了，耿绩之对法租界的复杂情况，反而吃不开，拿不下？决无此事！为什么不叫耿绩之当区长？

    话说到此，无辞以对；那就只有一个结论；耿绩之不是在法租界吃不开；是在陈公博、周佛海面前吃不开。这一来，最直接的影响是，耿绩之在经济调度上，大感困难：新债借不动，旧债又来逼，双重夹攻，很难招架了。

    于是耿绩之不能不另外”动脑筋”这当然动做生意的脑筋；而以他的个性，生意不做则已，做就要做大生意。便有他的一个帮闲朋友替他出了个主意。

    此人叫白乾靖，有两个外号都是由他的名字上谐音而来的。他能言善道，足智多谋，但奇懒无比，坐而言不肯起而行，因此为人唤做”不前进”

    还有个外号就更不高明了，做事拖泥带水不干脆；银钱出入，更是不清不楚，所以又叫”不干净”他跟耿绩之说：民以食为天，当今凡与民生有关的，都是大生意；私盐越禁越好卖，所以凡是统制的东西，最容易赚钱。耿先生，你跟三老都是老朋友；找袁复老在米粮统制上动个脑筋，比什么都好！”耿绩之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决定去找”袁复老”——小报上称之为”上海三老”之一的袁复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