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这一向报纸上加紧宣传“肃清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份子”有一个摩纳哥人名叫黎培里，忽然成为新闻人物。戈珊奉命搜集材料，证明他的反人民罪行。

    黎培里这名字一向不见经传，戈珊在资料室里查了半天，像大海捞针一样，最后总算找到一则新闻，原来他曾经被任为外交使节，有一张旧报纸上刊出一张模糊的照片，是他谒见国民政府的首脑呈递国书的时候拍摄的，并且刊载着国书的全文，无非是照例的一套官样文章，希望两国的邦交有增无已，对于中国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表示钦仰，并且深信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必定日益向光明灿烂的前途迈进。

    戈珊连读了两遍，心里想如果根据这篇文字就证实黎培里是勾结国民政府的特务，那么所有的外来使节都呈递过这样善颂善祷的国书，连苏联的大使都不是例外。但是实在找不到别的资料，也只好拿了去搪塞一下。

    领导上对于黎培里的案件十分重视，所以她立刻把那张报纸送到社长室去请他审核一下。她在房门上敲了敲，听见社长蔺益群的声音说：“进来。”她一推门进去，原来有客在那里，坐在蔺益群的写字台左侧，两人吸着烟闲谈着。戈珊认得那是新华社社长申凯夫。

    “嗳，戈同志──好吧？”申凯夫向她点头微笑。他生得高而胖，苍白的脸上戴着新型的熊猫式黑边眼镜。头顶已经半秃了；也许是由于一种补偿的心理，鬓发却留得长长的，稍有点女性化。穿著一套纤尘不染的雪青夏季西装。

    “我们在这儿谈京戏，”蔺益群笑着向戈珊说。

    “赵筱芳不错，”申凯夫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声，仿佛是他刚才已经说过了的话。

    “就是表情太足了。”蔺益群吃吃地笑了起来。“你看了她的玉堂春没有，唱到那一日梳妆来照镜，就真比划着，一只手握着镜子，一只手握着篦子，大梳特梳。唱到奴就指着自己鼻子，一个字都不肯轻轻放过。”

    申凯夫安静地微笑着，微微点了点头。“其实这倒也是她的好处。”

    从他那温和而坚定的口吻里，蔺益群感觉到他是在引用马列主义。同时蔺益群又忽然想起前次恍惚听见说，赵筱芳最近行踪很神秘，还有人看见她从一辆遮着蓝布窗帘的汽车里走下来。难道是申凯夫看中了她？还是另一个比申凯夫地位更高的人？”

    “那当然，”蔺益群急忙改口说：“其实所谓洒狗血，讨好三层楼观众，三层楼观众不就是劳苦大众么？”

    申凯夫略点了点头。“都市里的劳苦大众当然份子不纯，离工农兵还很远。不过她这路线是对的。”

    “路线是对的，”蔺益群也承认。

    “嗳，我别耽误了你们正经事，”申凯夫忽然笑着说：“戈同志找你有事呢。”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戈珊说。

    “这是什么？我瞧瞧。”申凯夫一伸手，把那张旧报纸接了过来。

    “是关于黎培里的资料。”蔺益群忙站起身来凑在申凯夫肩上看着。

    申凯夫匆匆读了一遍，把眼镜向上托了一托，似乎很紧张。“好家伙，把老蒋捧得这么厉害。”

    “拿来，拿来我看。”蔺益群带笑伸手来抢夺。

    “十足暴露出他是个美蒋走狗。”申凯夫把那张报纸折了起来，向胸前的口袋里一塞。“这是全国性的运动，这篇稿子应由新华社统发全国。”他沉重地站了起来“走了！瞎聊了半天，不耽误你们的正事了！”

    蔺益群与戈珊虽然仍旧笑嘻嘻的，不免面面相觑。

    申凯夫走了，戈珊也想跟在后面就溜了出去。她知道兰益群一定很生气。新华社与解放日报因为是骈枝的宣传机构，彼此竞争得非常厉害。

    “戈同志，”蔺益群大声叫着。

    戈珊只得转过身来。

    “下次进来先打听打听，里头有人没人。”

    戈珊忙陪笑说：“今天我一下子大意了，没问一声──”

    蔺益群没等她说完，就冷峻地微微点了点头，是要她立刻走开的表示。

    戈珊迅速地走了出去，心里一百个不痛快。到了外面的大房间里，却又有一个极不愉快的发现。屋角新添了一张桌子，刘荃坐在那里看报。

    “抗美援朝会派了个人到这儿来当联络员，”一个同事告诉她。

    “讨厌！”戈珊向自己说。

    刘荃始终不理睬她，她也不睬他，但是她常常要袅娜地在他桌子面前走过。有一次她给另一个同事写了个字条子，团成一团丢过去，又不小心打在刘荃肩上。

    他完全不理会。有一次为了公事需要和她谈话，也是极简短的几句。一方面她也是冷若冰霜，一脸不耐烦的样子。

    有一次戈珊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她拿起来听。“哦，你等一等。”然后又问了声：“你哪儿？”她把听筒向桌上一搁，同刘荃那边没好气地叫喊了一声：“你的电话！──文汇报的记者。”

    刘荃走过来拿起听筒，戈珊向他瞟了一眼，轻声说：“喝！有记者来访问了，现在是真抖了，怪不得不理人了！”

    “喂？”刘荃向听筒里说：“嗳，是的，我是刘荃。咦，是你？──”在全世界所有的人里面，他最想不到会是她。

    “我今天上午刚到。已经打过一次电话来了，没打通，”黄绢的声音兴奋地笑着说：“真想不到──在济南忽然接到命令，把我调到上海去在团报工作，也来不及写信告诉你──信到人也到了。”

    刘荃简直说不出话来。

    “你几点钟下班？”黄绢问：“你现在忙吗？在电话上讲没有妨碍吗？”

    “没关系，没关系，”他说。

    他倚在写字台角上站着，背对着戈珊。戈珊坐在那里翻着一叠文件，有意无意地把电话线挽在手上绕着玩。绕来绕去，电话线越缩越短，刘荃不得不拨过头来对着她。她有意无意地向他笑了一笑，一只眉毛微微向上一挑。那娇媚的笑容里没有丝毫的歉意，但是仿佛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气，又像是眼看着许多回忆化为烟尘，使她感到迷惘。

    刘荃怔怔地望着她，没有感觉；或者是心里太乱，分辨不出是什么感觉。“我现在走不开，”他机械地向电话里说：“一会儿见。”他挂上了电话，立刻回到自己的角落里去。

    戈珊仍旧把电话线绕着玩，她在和隔壁一张桌子上的人谈论着买团体票看电影的事。

    星期日的上午，百货公司前面照例挤着许多无处可去的人，小职员，拖儿带女的黄脸妇人，全家都穿著灰扑扑的蓝布解放装，站在橱窗面前看着里面的活动广告作为消遣。橱窗里正中陈列着斯大林毛泽东的照片，后面一只银色纸扎大轮盘徐徐转动，轮盘上缀着一只只和平鸽。人们在娱乐方面变得非常容易满足，现在的戏剧电影也并不比这个好看多少。大家抱着孩子站在那里孜孜地看着。大些的孩子们坐在街沿上的铁阑干上，无聊的踢着阑干。

    刘荃和黄绢在人丛中缓缓地走着。看到橱窗里的和平鸽，黄绢说：“近来和平的空气很浓厚。”

    她曾经听见人背地里在说，援朝的战事不利，所以现在发动了浩大的和平攻势，急于要议和。“也许真的会停战了，”她说。

    刘荃却笑着向四面看了一看，然后低声说：“列宁说的：共产党人的和平，不是和平主义的和平──是彻底消灭敌人的和平。”

    “这是列宁说的还是你说的？”黄绢有点慌张地带着笑轻声说。

    “真的。在列宁全集上，不信我可以翻给你看。”

    黄绢沉默了。她到上海来以后，这是第二次见到他，她觉得他的神情有点异样。他用讽刺的口吻谈到他的工作，也谈到一般的情形。不管旁边有人没有人，她不鼓励他说那样的话。

    刘荃自己也知道他话说得太多。这也是一种逃避，很奇异地，他几乎用这些辛辣的言语来挡掉她的手臂，他不要和她接近。他自己有一种不洁之感。

    她比他记忆中似乎还更美丽，头发现在完全直了，也留得长了些，更像一个东方的姑娘。她没有戴帽子，蓝布制服洗得褪成淡紫色。

    走过一家电影院，刘荃说：“去看场电影吧？这张片子北边演过没有？”看一场电影又可以占掉不少时间，散场后他可以送她回宿舍了。

    电影院的领票员也和观众一样穿著蓝布制服，只是手臂上裹着一块白布臂章。影片还没有开映。在那昏黄的剧场里，卖冷饮与冰淇淋的穿梭来住，还有人托着一只洋磁脸盆，上面盖着一条热气腾腾的毛巾，轻声吆喝着“豆腐干！五香蘑菇豆腐干！”

    电灯熄灭了。今天演的是一张苏联传记片，上座不到三成，他们坐在一排的正中，前后左右都是空荡荡的，十分寂寞。

    片中照例又有青年时代的斯大林出现，蓄着一部菱角鬓，是一个二十世纪初期的标准美男子，一双笑眼，目光闪闪，眼光略有些鱼尾纹，更显得风神潇洒。在这张片子里，他在沙皇治下被放逐在西伯利亚，躺在那荒原上，一只手托着头，以一种微带嘲讽而又充满了热情的眼色望着一个老同志，用深沉的音乐性的声音背诵着一首长诗。

    黄绢忍不住低声笑着说：“他们苏联演员扮斯大林，真是扮得一回比一回漂亮。”

    “大概熟能生巧，越来越大胆创造了，”刘荃轻声说。“个子也一次比一次高了。这次这演员至少有五尺八九寸。”

    “现在这些独裁者有些享受，实在是从前的专制帝王梦想不到的，”刘荃笑着说：“譬如像看见自己在银幕上出现，扮得很有点像，可是比自己漂亮万倍。有比这更窝心的事么？”

    这样低声谈话，自然是靠得很近。但是刘荃略略转侧了一下，依旧把身体向空座那边倚过去。虽然是极不引人注意的动作，黄绢却留了个心，从此一直到终场没有再和他说话。

    散了戏出来，他们的空气间有一种新的寒冷。

    出了电影院，外面在下雨。这一向常常有这样的阵头雨，他们走过一条小巷，那巷子里望进去，一个皮匠仍旧摆着摊子照常工作着，楼窗里搭着竹竿上仍旧晾满了衣裳，有一家后门口搁着个煤球炉子，上面架着个铁锅，也仍旧继续烹煮着，锅底冒出黄黄的火舌头。那雨尽管静静地下着，仿佛一点也没有沾濡着什么，简直像陈旧的电影胶片上的一条条流窜着的白色直线。

    不知怎么，他们漫无目的地走到这小巷里面来了。也就像走进古旧的无声电影里，静悄悄地谁也不说话，仿佛也绝对没有开口说话的可能。

    走到小巷的尽头，一转弯，迎面就看见那弄堂的黑板报，立在木架上，那黑板上又钉着两片坡斜的木板，成为一个小小的屋顶。这时雨下得更大了，他们就站在那狭窄的檐下躲雨，一面看那黑板报。是用红蓝白各色粉笔写的，把当日报纸上的要闻抄录了一遍，旁边加上花边框子。

    雨哗哗地下着。

    “我们下乡土改那天也是下大雨，”黄绢忽然说，仿佛带着点感慨的口吻。

    “嗳，”刘荃微笑着说。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那一天。“不是有这么一个迷信：下雨天遇见的人一定会成为朋友。”

    他无心的一句话，这“朋友”两个字却给了黄绢很大的刺激。“是的，我希望我们永远是朋友，”她很快地说。

    两人又都沉默了下来。

    然后黄绢又说：“在韩家坨那时候，大家都很紧张，也许心理不大正常。过后冷静下来了，也许觉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可是无论怎么样，大家总是朋友，什么话都可以实说，没什么不能谅解的。”

    刘荃默然了一会。“我一直是爱你的，”他说。但是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像在睡梦中说话一样地吃力，嘴唇非常沉重麻木，耳朵里虽然听见自己的声音，仍旧不能确定别人听得听不见，也不知道是否全都说了出来。

    黄绢没有什么表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之后，也并没有其它的表示。大家默然半晌，她又旋过身去看黑板报。

    雨倒停了。他们正要离开那黑板报的小亭子，黄绢忽然发现他肩膀和背上抹了许多粉笔灰。“抹了这么一身灰，”她说。

    她替他弹着，刘荃突然把手臂围在她肩上低下头去把两颊紧紧贴在她头发上。

    “你为什么这样不快乐？”黄绢终于幽幽地说。“因为──”他顿住了，然后他说：“因为──我们不见面太长久了。”

    黄绢微笑了。“认生吗？”她的声音细微得几乎不可辨认，然而这三个字在他听来，却使他心里不由得一阵荡漾。

    他吻了她之后才说：“现在不了。”于是他又吻她。

    他们不能老是站在那里。从小巷里穿出来，渐渐又走到热闹的马路上来。天已经快黑了。经过跑马厅的土产展览会，他们正感到无处可去，就买了票进去参观。

    先到手工业馆，里面只堆了一些竹椅、缸、瓮、沙锅之类的东西。再到手工艺馆，老远地就看见门前排着一条长龙，相当拥挤。

    “人家都说手工艺馆比较最精采，”刘荃说：“有些绣货和福建的小摆设，还可以看看。”他们的工作单位早已强迫性地集体参观过了。

    他们也去排队，缓缓地跟在后面走了进去。一进门，先看见迎面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五彩丝绣人像，很像一个富泰的老太太的美术照，蛋形的头，红润的脸面，额角微秃，两鬓的头发留得长长地罩下来，下颏上生着一颗很大的肉痣。

    “这那儿是绣的，简直是张相片，”有一个参观者啧啧赞赏。“连一个痣都绣出来了！”

    “人家说毛主席就是这颗痣生得怪，”一个老妇人说。

    毛主席的绣像占据了正面的墙壁，旁边的一面墙上却挂满了粉红绣花小围涎，不知为什么，统统是同样的花色，同样大小，一直挂到天花板上，使人看了觉得眩晕，又觉得愚蠢得令人感到惊奇。

    刘荃忽然嗅到一阵浓烈的橘子香。然后他看见了戈珊。她大概不是一个人来的，排在她后面的两个男子也和她一样，都在剥橘子吃。距离很远，她没有注意到他，他也很快地望到别处去了。大家排着队一步一步蜗牛式地向前挪动，身边拦着红白条纹栏杆。他知道她迟早会发现他的。果然有一片橘子皮飞过来打在他身上。

    黄绢刚巧回过头来和他说话，戈珊向她连看了两眼。戈珊今天仿佛非常疲倦，站在那强烈的灯光下，面颊仍旧红艳得像抹了胭脂一样，但是脸上现出许多憔悴的阴影。她向他妖媚地笑了笑。她背后挂着的无数围涎组成平剧舞台上的一堂“守旧”粉红软缎上绣着一丛丛的绿色花鸟。

    刘荃向她点了点头。那单行的队伍继续向前移动，戈珊和她的同伴们随即从另一扇门里出去了。

    刘荃和黄绢终于也出来了。跑马厅里面的场地非常广阔，灯光疏疏落落的，不甚明亮。远远近近无数播音器里大声播送着苏联乐曲，那音乐也像苏联境内的那些宽阔的灰色的江河，永远在灰色的天空下奔流着。跑马厅的一角矗立着钟楼的黑影，草坪已经变成秃秃的泥地，而且坑凹不平，今天下过雨，到处都汪着水，泥潭上架着一块木板。那广场是那样空旷而又不整洁，倒很有点苏联的情调。

    音乐停止了，现在改播一篇演说。声音放得太大，反而一个字也听不出，尤其是远远地在晚风中飘来，只听见呱呱呱呱，紧一阵慢一阵，简直像鸭子叫。刘荃和黄绢并肩走着，两人都笑了起来。

    “也许一切慷慨激昂的演说，只要隔着相当的时间或空间上的距离，听上去都像鸭子叫，”刘荃想。

    广场上停着一辆卖棒冰的小车子。他们买了两根棒冰吃。

    “嗳，帮我拿着──重死了！”戈珊突然从黑影里走了出来，提着两大包东西。“我在那边芦席棚里买了点火腿。”

    她递到刘荃手里，他没有办法，只好接着。戈珊从没有当着人对他特别表示亲密，因她自己也有许多顾忌，不愿意公开他们的关系。今天她明明是故意地做给他的女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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