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有限,但干部中有想法的人太多。用准人,用对人,让方方面面都服气,对县委书记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
周千山任县委书记期间,衡南县只大规模动过两次干部,每一次动干部,对他来说都是“煎熬”“一个位子空出来了,起码有8到10人来争。”
时间长了,他琢磨出一个办法:但凡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步,先通知那个“被推荐”的干部来谈一谈,这样,很多人没有底气就不敢来;第二步,如果真的来了,先向他讲清楚用人的政策,同时让对方好好努力;对于少数非常“执着”的,还有第三步,让组织部门取来干部考核表,找到此人的考核位次,让他自己说是不是符合条件,这下他无话可说,举荐他的人也知难而退了。
9年沭阳县机构改革,调整100多名干部,没有出现一个“上面”打招呼的情况。
“的确,县委书记要想发财,门路很多,但犯错误的几率也大,自己稍一放松,就有可能‘栽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县委书记是个不折不扣的‘高危职业’,关键看自己如何把握。”周千山说。
9年,周千山的母亲去世,尽管千方百计“封锁消息”但消息的传播速度,还是超过了他的预料。前来吊唁的人,总会在临走时递上一个信封。“我一个个打招呼,一个个退掉,追悼会那天,我的嗓子已经嘶哑到基本上说不出话了。”
回忆起母亲,周千山总会说这样一句话:“她是一把‘好锁’,家里来客,由她挡着,一般人绝对进不来。”
“最重要的是出于公心。”东港区张永霞说,2006年,东港为解决教师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公开招考120名老师。当时,她要求负责考试的同志以身作则,公开、公正对待每一名考生,其间,有一个熟人的孩子参加考试,想让张永霞帮忙,被她婉言拒绝。
县委书记有时也感到自己是个“弱者”:对家庭、对孩子心存愧疚,对媒体的指摘也感到委屈不过“发展一方、造福一方”始终是心中不变的信念
罗永东的家可以用“四分五裂”来形容:自己在荔浦,爱人在临桂,父母在平乐,儿子在寄宿制高中,女儿在寄宿制小学。全家人很少有时间聚在一起。现在儿子高三了,女儿小学六年级,都面临升学,一直都忙个不停的罗永东却没有时间多陪陪孩子。
“现在给儿子打电话,除了问问学习,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平时相处得太少,沟通起来都有困难了。”对孩子、对家庭,罗永东心里满是愧疚。
“工作中的强者,家庭中的弱者。”这是很多县委书记对自己的评价。“这么多年了,我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家庭了!”罗永东说。
不光是家庭的弱者,很多县委书记觉得,面对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他们也是“弱势群体”
8年,为了做旺衡南新县城的人气,衡南县委、县政府要求全县机关干部带头“三搬”(搬人、搬家、搬心),没想到引发网络热议,周千山还因此被一些网民送上“三搬书记”的称号。当时,周千山也感到过困惑、不解,如今,周千山早已释然。“当时网络舆论确实有压力,但从现在新县城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的决策没有问题。”
在他看来,现在社会舆论,尤其是在网上,对县委书记群体的评价有时不免有些片面。“县委书记出问题的有,但不能因为少数人而把县委书记一棍子都打死。”周千山说,有时看到或者听到对县委书记的不公正评价,心里会有一种受委屈的感觉。
其实,沭阳这几年也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比如,坚持把“忠于配偶”等个人品德纳入领导干部考核范围;完不成经济发展目标,乡镇和部门“一把手”降格为“代理”网上搜索一下,报道很多,而且不乏负面评价。
对于舆论监督,蒋建明现在平和了很多:“很多事情其实都在探索中,得到媒体关注,无论他们从哪个角度解读,我觉得都是件好事,都能促进我们的工作。当然,对于一些事情,媒体如果能宽容一些,能多给我们一些时间,然后再作出结论,那样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发展的压力、稳定的压力、舆论的压力,这些其实都不可怕,最大的压力,还是‘本领恐慌’,时刻都有一种危机感。”张永霞说。每天晚上临睡前,她都要看看书、翻翻报纸。“读书不仅增长知识、提高能力,更重要的是把心静下来,理性为民执政,理智做人做事,不辱发展一方、稳定一方、造福一方的使命。”
“以前我在欠发达的县任县委书记,是我们追别人,稍微发展就能看到成绩;现在是河南发展最快的县级市,是别人追我们,怎么发展也觉得跑得不够快。”李公乐说。到巩义市任职前,他曾在国家级贫困县濮阳县当过8年的县长和书记,之后又在新乡市担任4年的副厅职务,他自己也没想到又转到县委书记岗位上。
对于县委书记的岗位,李公乐有自己的理解:县委书记能够直接面对基层,能够协调各种具体矛盾,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县委书记是联结上级党委政府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桥梁。“基层党委政府需吃透中央精神,更要了解基层实情,实现中央政策和基层工作的无缝对接,保证中央政策在层层下达过程中不被消解和异化。”
“我总觉得,县委书记这个岗位是最能施展抱负的,可以在这个岗位上干事创业、造福一方。”李公乐说。